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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隅而泣

止庵的书我读的不多.有的买来看了,觉得是典型的兢兢业业、传道授业解惑的文章,虽然有时很佩服,有时没有看懂。后来却总觉得有些不对。这固然是因为作者出于各种理由,见解有点儿囿于视野,有不对劲的地方。但这种种理由当中,其中一项不满足多少和情感有关---他太冷太枯涩了。他好象是从来不会笑的人。

无意中拿起手边这本《止庵序跋》又翻了翻,却忍不住将《向隅编》序又看了两遍,似有所动:从这篇里,很可感受到他的被抑制住的情感。他引用了《说苑》中刘向的话“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

向隅而泣的那人未必是个愤青,然而他的哭泣却有点儿象超现实主义的画面,时刻提醒了别人他的存在。

止庵以这篇文章,有意无意替自己的“冷漠”做了番辩解。真正令人揪然不乐的,是末尾他写到的自己的哥哥:

“哥哥至为聪慧,又较孤僻,二十三年前离家出走,杳无音信。我曾写过《我的哥哥》一篇(---哪里有?真该找来看看),略述其事。时至今日,我仍不明白他何以下此决心。但是那照片上他的神情,似乎提前透露一点消息,只是我们一向未能理解。他出走是在天亮之前,当时母亲和我都还睡着;假如有人醒了,极力加以挽留,他是否会断绝此念,我也不敢肯定。哥哥是对人世加以拒绝的人,就象刘向所写的那位一样;至于为何非要拒绝不可,我想这是尚且恋恋不舍的我们所难以真正理解的。”

痛苦能够遗传,孤僻也可以被拿来复制。说得难听一些,“天时、地利、人和”有时也会促进一个人毅然决然的出世或者愤世,但这究竟是为什么?出走的哥哥就象那个向隅的人一样令他无法释然,读到这里,几乎也要哭出来了。

1966:弃猫记
2004-03-20 10:35:10 来源:南方都市报


 随笔
  止庵

  1966年8月的一天,街道主任来我家,说红卫兵随即就到,叫我们做点准备。我家养的一只猫,这时正好在门口探头探脑。主任便说,什么时候了,你们家还养猫,赶紧处理了罢。她走后,大家忙成一团:砸掉唱片,撕掉照片,剁掉高跟鞋的跟儿,还把父亲的藏书检点一遍,结果只留下了马、恩、列、斯、毛和鲁迅的著作,其余的都等着红卫兵来抄走。母亲要哥哥和我去把猫扔掉。我们把它塞进一个书包。走出院门,胡同里没有什么人。猫在书包里拱来拱去,不是伸出爪子,就是钻出尖嘴,哥哥只好一路把它塞回去。我那时还小呢,跟在哥哥身边,其实帮不上什么忙。
  这只猫我家已经养了两年了。是只波斯猫,一只眼蓝,一只眼黄,浑身白毛,后背有两块黑,从后面看,像是熊猫。它很会撒娇,母亲读书的时候,就趴到书上,要母亲抱着它。它乖乖地缩成一团,发出轻轻的呼噜声。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它。现在虽然舍不得,但也没有办法。也曾想过送给别人,一时却找不到谁肯接受。
  哥哥和我来到胡同口的一个公共厕所,里面空无一人。哥哥蹲下,把书包解开,猫爬出来。它甩甩头,叫了两声,显得很不满意。我们再看看它,赶紧离开。可是没走两步,猫已经跑到身边。我们把它抓住;看样子,它还不明白怎么回事。我们又进了厕所,把它放下。猫抬头看着我们,这回有点儿生气。我们把门带上,把它关在里面。走出很远,还能听见它的叫声。
  回到家里,接着干前面说的那些活儿:我摔唱片,哥哥挑书。母亲和姐姐在忙别的。谁也没顾得上问一句,猫到底扔掉没有。它好像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养过它似的。这一天家里来了两拨红卫兵,把书装了满满一卡车,然后拉走了。幸亏我家的人没有受到伤害。北屋的邻居就要惨得多,几个人都挨了打,就在院子当中,跪着用皮带抽。院儿里本有一口大鱼缸,也被推倒了,洒了一地腥臭的水,缸里的金鱼都死在地上。我忽然想,猫如果还在,一定会凑过去咬那些扑腾着的鱼罢。
  那天夜里一家人睡得很晚。忽然听见猫在门外叫:它回来了。然后开始抓门,越抓越急。当时我们都醒着,但是谁也不敢开门。猫一边抓,一边叫。我记得叫声并不难听,略有哀怨之意,像是小孩在哭。后来它来到卧室窗外,抓窗子。猫爪划在玻璃上,声音特别尖锐。我们躺在黑暗里,互相都不说话。后来我睡着了。第二天母亲告诉我,差不多直到天亮,猫才走了。此后这么多年,关于这只猫,我家的人很少提起。但是我想大家都明白:大概它伤心欲绝,所以一去而不复返。
  
  ◎止庵,学者。现居北京。著有《老子演义》、《樗下读庄》等。

评论 (3)

伊:

我的哥哥/止庵
引自止庵《如面谈》(东方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P215-217
  
  《中国围棋史话》,一九八七年二月正式出版,小三十二开,正文一百零二页,作者署名见闻。这可以说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但我向来没在文字与言谈中提到过,因为它其实不是我写的,写这书的是我哥哥,“见闻”也是他自拟的与他真名王建文谐音的笔名。这书出版前九年,他突然离家出走了,从此再也没有下落。他走的时候,稿子留在了出版社;几年以后,编辑忽然来联系此事,若说作者不在恐怕就有麻烦,只好由我顶替他出面应付。以后又要出,又不要出,几番周折,都是我算作作者经手办的,结果出版时我就成了作者。但我署了哥哥的笔名,这样我知道这书就还是他的。
   我父亲去年年底去世,他的老朋友巴波写的悼念他的文章中有一段“赘语”:
   “诗人沙鸥走了!
   “他还有一个非常聪慧的儿子东东,从‘文革’至今没有一点音讯,这是无可挽回的遗憾!希望这种日子不会再来!”
  这是世间第一次清清楚楚地写到我哥哥的事情。这使我感动,同时也使我愧怍,因为作为手足我从来没有为他写点什么。我总觉得这是家事,不该拿来打扰不相识的读者,虽然这些年我一直想念着哥哥,常常梦见他。现在我也不想破了这个不说家事的例,但《中国围棋史话》的事可以一提,不管怎么说这是哥哥与世界发生的一次联系,或许是迄今唯一的联系,总归在他的生涯中做了这么一件事,不能埋没了。我不写也是因为怕惹母亲伤心,但哥哥曾经出版过一本书,这也该算是儿子奉献给母亲的一份光荣了罢。
  七十年代初我哥哥拜国手过旭初、过惕生兄弟为师学习围棋。他十六岁下乡,后来病退回来,没有工作。学棋是为了能有一样谋生的本事。当时“谋生”的概念与现在多少有点儿不同,应该从这两个字原始的意义上去理解,即谋求生存。哥哥是很敏感的一个人,对于生存的问题尤其敏感,以后他的出走也是因为他觉得不能在原来的环境里生存下去了。有名家指点他的棋艺果然颇有长进,但那时他已二十岁,到底学得太晚,前途还是渺茫的,所以就又想转到与围棋有关的文字工作上,曾经协助二过老总结其下棋经验,又打算帮他完成施襄夏《凡遇要处总诀》的解说,不知为什么这两件事都没有做下去。后来他起念要写中国围棋的历史,当时这方面差不多还是空白,而黄俊著录历代弈手的《弈人传》尚未出版,后来我买着岳麓书社出的这书,就想若是哥哥早点见到可以省他好些力气了。他先从查阅史料入手,除一些笔记野史外,二十四史也认认真真地翻过一遍,现在家中有一套《南史》、《北史》是他留下的,书里还有他夹的纸条儿。哥哥文化水平不高,只有初中毕业,而且又是不好好念书的年月,连这个学历也要打一些折扣,看古书与写作对于他都是一件困难的事,但他到底是做成了。巴波给他下的考语是“非常聪慧”,我想从这一点看他也是担当得起这四个字的。当然说来写书这事也不能给他的人生足够鼓励,他走后九年书才印出来,实在也太迟了。
   父亲去世前一年写过一首关于我哥哥的诗,收在《失恋者》里,写到恍惚在街上见到了他,以及很多年前在火炉旁和他一起玩掷骰子的游戏。这首诗题为《我的儿子》,是我的建议;不用别的篇名,因为我觉得哥哥还活着。那年他突然离家出走主要是因为绝望,但绝望而选择出走,说明他还有他的希望。我当他是一个漂泊天涯的游子;漂泊惯了,可能还不想回来。十七年了,对于游子来说或许太短,但对于企盼他回来的家人来说就太长,父亲已经去世,别的人老了,或者快要老了。哥哥的书出版好久了,他一定还没有看到,但这书印了三万册,没准儿还能有机会。我幻想有一天那个游子赶路倦了,走进一家小书店稍事休息,随便翻翻架上的读物,然后他就阖上书本,从此踏上回家的路程。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  

宁波:

多谢,请问是伊宜以忆吗?这几篇写得都很难受,《向隅编》序算含蓄些了.

KidyTao:

看得非常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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