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之前

mammoth批评我对候孝贤看法"太残忍"，汗。我自己觉得有点就事论事了。接连看了贾樟柯和候孝贤，发现他们对运动长镜头的运用如出一辙。候孝贤是从《童年往事》一直“运动”到《最好的时光》。这个花活在杜琪峰的《大事件》开头也用过，还被沸沸扬扬地讨论过。除了让我强烈的感觉到摄影机的在场（对关注对象的干扰），还有什么？可能我中小津的毒太深了。

关于候孝贤，没有比朱天文更敏锐的说法了：“刚开始的时候，即使有很强的本能，候孝贤还是一个完全缺乏艺术气质的人。我们可以将他比拟成一只动物、一个居住在世界上天然未经开发的人。”这正是候孝贤迷人的地方，他完全自成一派，比所有的文化人都更有感觉和“很强的本能”。当他将“缺乏的自觉”培养出来（得益于朱的启蒙）后，他的本能便相对衰弱了。我想候孝贤就象一块不可被开采的天然的瑰宝。至于他的恋旧的情怀，和温良如水的另一面（这在最好的时光里也可感受到），则和沈从文不无相似之处。

贾樟柯则是痞子+诗人的混合体，前者对社会有清醒的认知，后者悲观难耐。他一点动物性都没有，理论玩的比学院派还自如。他对音乐和对情绪的掌控都有极好的天赋。但他又太自觉了。难怪人家要说“理论是会让人丧失基本的审美感受力的”。

另外，冬冬在咖啡小烤自由夢。基于该片都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可八度还真不是一般的高。

最好的时光

三段式结构的《最好的时光》大概是候孝贤最明白易看的电影了。其中恋爱梦里有导演自己年少时生活的影子，不着痕迹的就手捻来，在三个故事里最简单也最动人。整部影片也散发着这么一股温和美好的气息。可惜接下来却是完全不搭的两个故事。这两段的关注对象都是女性。自由梦表面上是简化版《海上花》，却几乎沦为情节剧，异常生硬。那呼之欲出的文艺腔也嫌别扭，怎么看都不象候氏作品。青春梦谈论的是当代都市的台北人，灵魂人物是舒淇扮演的一位具有“毁灭力量”的歌手、双性恋者。但候对异性和现代人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御用编剧朱天文，毕竟与他自己的气质相去甚远，再怎么表现，总有点象雾里看花，隔着一层距离。

候孝贤早些年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把握当下对他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确实，他最好的作品里往往都有他自身过往生活的痕迹。转换到其他题材，候式特色便多少有了损失。《最好》也是如此。自由梦的失败与青春梦的含混，归咎到底，不能说是因为朱天文的自觉压倒了候孝贤的元气，还是候氏的老问题：以一贯古典而恋旧的私密情怀去面对异己的、他人的故事，总容易生出这样那样的不妥当、不自然。也许，观念成熟的另一面，往往是创作力的衰竭。

世界
《世界》公映后，文化界人士纷纷高度赞美它对现代性的把握，和它“贴近中国的现状”。其他一些贾樟柯的影迷却感到他明显退步了，甚至批评他徒有关注社会底层的姿态，虚假做作。也许这两种对立的说法正好说明了《世界》的倾向：这是一部以学者精英们为假想观众的“小众”电影。

贾樟柯是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电影抒情诗人，《世界》里的世界被缩微和异化的厉害，他对现代性的把握内地导演无人能及，然而这种把握在这里却又显得有些空洞和单薄。电影主题的表达，那种刻骨的悲情流露竟全部仰仗于那些风格化的构图，和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叙事作用的电子配乐。《世界》的含义，早在影片开始就通过画面再清楚不过的显示出来：远景的高楼和近景中拾荒人的身影，正好构成了对我们这个现代社会的恰如其分的隐喻：废墟场一般荒芜的、令人迷失的现代都市。但贾沉迷在这些后现代式的隐喻和层出不穷的符号堆砌上，却丧失了对素材的驾驭能力。赵小桃和成太生的感情纠葛表现的乏味含糊，二姑娘之死也处理的太刻意。也许，贾和许多当代的中国导演一样“没生活了”。对现代性的深刻感受力与对现实生活的把握不足正是《世界》的矛盾和尴尬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