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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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挥表演艺术漫谈

□ 石维坚

2003年10月的一天晚上，我在青岛拍戏时突然接到舒晓鸣同志的电话，约我写一篇关于石挥的文章。因为她听到天津石家大院的人说，我曾经听过石挥作报告的事。关于石挥，我知之甚少，甚至都不认识他，连这位“话剧皇帝”的话剧我都无缘观摩过。我能写什么呢?不过，我确实听过他作的报告，也听过熟悉他的朋友谈起他的故事，当然，还看过他的电影。他在话剧舞台上的辉煌，我们今天只能从文字记载中读到，他在电影中的表演今天是可以看到的。仅就他在电影中出色的表现，我以为石挥的表演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石挥的表演是可以和世界上一流表演艺术家媲美的！他是值得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中国演员！出于对这位大演员的爱和尊敬，我同意试着写一篇学习心得。

解放前我看过他和丹尼主演的影片《腐蚀》，以及他和童芷苓主演的《夜店》，我投考上海人艺演员培养学馆的朗诵，就是用的《夜店》中赵钱孙演的小斗子的独白。进了上海人艺之后，黄佐临院长和丹尼老师是石挥的师友，老演员乔奇等和石挥是老同事，还同台演过戏。谈起石挥，老同志们总是津津乐道，备加赞扬。这些无形中也影响了我，感到和石挥的距离都变近了，对他参加的电影都赶着去看，为不能看到他主演的《关连长》，感到失落，感到遗憾。1953年吧？在文艺整风中，我们被集中到上海兰心大戏院去听石挥作检查。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那天他给自己戴了什么“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等大帽子。讲到具体内容，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作为演员“我上场前要观众盼着我，在场上要观众看着我，下场后要观众想着我。”怎么让观众“盼着我”？他举了个例子：在一出戏（剧名我忘了）里，他演的角色上场前，先发出一阵咳嗽，引起了观众的注意。接下来观众看到一把雨伞的伞尖，随着雨伞的收起，观众看到一个人的后背，他在甩伞上的雨水。然后才转过身来，完成了他的“亮相”。他在“形式主义”的大帽子下也举了个例子：在话剧《秋海棠》中，他演的老年秋海棠沦落乡间时，发现他女儿梅宝竟背着他在学戏。因为自己一生做演员坎坷的遭遇，他是怕女儿再重蹈自己的覆辙，所以是严禁女儿学戏的。今天听到这个消息，一怒之下动手打了女儿。看到女儿难过的样子，又觉得女儿也是被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自己是错怪了女儿，不禁悲从中来，搂着女儿痛哭起来。这段戏深深打动了观众。这时，他从捂着脸的手指缝里偷看观众，看到观众被感动得泪流满面的样子，他说：“我心里那个乐啊。”听石挥作检查，对我来说是在听一位大演员谈表演经验，是一堂生动的难得的表演课。它不仅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而且我也在自己的实践中学着运用它。我在意大利喜剧《一仆二主》中扮演的弗罗林多的出场，就是结合戏曲的亮相，学了石挥对出场的处理：因为全剧中其他人物都已在第一幕中出场，只有我这个人物到第二幕才出场，这个出场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出场前，我让扛行李的搬运夫快走，他嚷嚷行李重走不快，我们在争吵着。以此来代替戏曲中的锣鼓等，借以引起观众的注意。出场后我也是先把背对观众，因为弗罗林多是位为了爱情杀了人的逃犯，又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他要察看地形。转过身来面对观众，还在察看地形，从台左看到台右，完成“亮相”。至于他举的第二个例子，也就是在舞台上的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的问题，这是个涉及到表演中的一个理论问题，显然不是这篇短文能讨论的问题。我只想说石挥那不是“形式主义”，很多演员都有类似的经历。于是之以《茶馆》为例说：“当我演到第三幕与孙女告别时，常常止不住地流泪。但在流泪时，又常有一个念头也止不住地闪出来：‘今天演得不错。’可我也注意到，闪出这个按说是不应该有的念头的时候，感情好象也并不受到什么损失。一个活人的活的心理就有这么的复杂。”

我听说石挥做事、想问题乃至演戏，不喜欢随大流，喜欢跟大伙儿想的反着来。这是不是就是现在人们喜欢说的“逆向思维”？ 1982年，我参加影片《金色的晚秋》拍摄时，有幸和前辈演员吕玉同住一室。石挥演舞台剧秋海棠，吕玉演电影中的秋海棠，他们是同时代的演员，也是好朋友。谈起石挥他丝毫没有“同行是冤家”的贬义，总是兴致很高地向我讲述着石挥的非同凡响的表现。其中谈到解放前上海演艺界有一次别开生面的演出：《日出》的四幕戏，由四位大导演和四组优秀演员，在同一个晚上同台演出。很有种打擂台的意思，用上海话说叫“别苗头”。石挥和吕玉分别扮演第三幕中的福升和胡四。石挥对吕玉说：“咱们出场得来个‘碰头好’，让观众给咱鼓掌。”吕玉说：“我们是门帘一掀头出场，这怎么叫得出好、鼓得起掌？”我听后觉得这个“碰头好”不好要，就问他后来要下来没有？他说要下来啦！怎么要的呢？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原来他们从研究自己的人物入手，再研究他们来到的地方，慢慢地戏就来了……福升和胡四到的是翠喜的下等窑子，不要说惯于养尊处优的胡四没到过这种地方，就连福升这个大饭店的领班也没有到过。门帘一掀，扑面而来的那股味儿，就让他们感到透不过气来，胡四马上用手帕捂住了鼻子，哪里还进得去门。同时一股寒气袭来，两个人不禁浑身上下抖了起来。这段与众不同又合情合理的表演，大出看过多种《日出》演出版本的观众的意外，更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和赞扬，掌声自然而然地响了起来。又比如有人说解放前，一次明星大聚会，在服装上明星们也“别起了苗头”，都在豪华、时髦上作文章。石挥却出人意料地穿了一件普普通通的蓝竹布大褂。结果，在一片西装革履、豪华礼服中，石挥最突出。再如：在影片《宋景诗》中，他扮演僧格林沁。有一个镜头是他和一群官员在屋里大笑，镜头逐渐拉出，观众只见屋顶已看不到人，但能听到他们在大笑的声音，从声音中我们却能清楚地分辨出哪个是石挥的声音。为什么？原来他把自己的声音频率比别人放慢了一倍甚至两倍。艺术贵在创造，有出息的艺术家是不嚼别人吃过的馍的，总是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从这些小事中，是可以感觉到石挥作为一位艺术家的追求的。

1982年秋，我在上海拍戏时，恰好赶上《石挥谈艺录》的出版。在徐家汇的书店里，我一口气买了好几本，后来又去买了几本，除自己留一本学习之外，都分别送给了我的朋友。这本书帮助我进一步了解了石挥。他在书中谈到：演员“演出的责任太大，这个责任是多方面的，对编剧，对导演，对演员，对剧团，对观众，对社会。”看得出他是位有责任感的演员。至于石挥说的“盼着我”“看着我”“想着我”的情况，我无缘得见，但我却有缘看到另一位前辈演员的类似情况：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王班在38军下放时，在《青松岭》中演老五爷子，这个角色的戏并不多。但他在演了一段戏下场时观众却报以热烈的掌声，他再上场时一出场就是一个碰头好。第一次掌声说明他在台上时观众在看他，第二次掌声说明他下场后在想他，并在盼他。王班在解放前就是位名演员，解放后在青艺的《万尼亚舅舅》等名剧中都有上乘表演，是观众与同行都认同的艺术家。但是演老五爷子时，是在“文革”中下放时，观众中的解放军和农民无人知道他是名演员，完全是他精彩的表演征服了观众。有什么诀窍吗？我想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他把人物演活了。石挥说作为一个演员他希望观众在舞台上“盼着我”“看着我”“想着我”，说明他心中有观众，这是一个演员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一种追求，而不是什么突出个人的“个人主义”，也不是什么搞噱头。相反，他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在每一个创作任务面前，他“要了解剧作者所构思的主题，要熟读剧本，熟悉角色的个性……”他“走路、坐车、吃饭、找朋友”时，都在“想象与观察”他所要创作的角色。他从周边的和过去的生活中去挖掘，在朋友、熟人身上去寻找角色所要的东西，他还“在看了尼采及但丁的照片后，从他们的脸上……衡量出文天祥的‘诗人’成分，以及在狱中受难的心情”。他演《大马戏团》中的慕容天锡的“语锋”，就来自和他同时的“当代红星”李丽华。因为李的“语锋极健，与人说话针锋相对，使人不敢招架，口齿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他在戏中唱《吊金龟》中“小张义我的儿呀……”，则是来自和李丽华在当时的法国公园（现为复兴公园）中占他便宜的一段生活。李丽华看戏后对他说：“我看到这儿真笑死了。”一位前辈告诉我们：一个演员每天回家、上班，最好不要总走同一条路，要尽可能走没有走过的路。走老路习以为常，对什么东西常常视而不见，走新路则相反，会发现一些新东西。演员是应该每天都要在生活中发现新的东西的。石挥总不忘记自己是演员，随时在生活中吸取着营养。

石挥在改编、导演、主演的《我这一辈子》这部脍炙人口影片中演的是主角，他在话剧舞台上更是多半演主角，但他在影片中却似乎配角演的比主角多，但同样精彩。除了前面提到的僧格林沁，他在影片《姐姐妹妹站起来》中扮演的一个配角—京城内的地痞马三儿也十分出色，是可以和另一位我们常常提起的表演艺术家谢添创造的两条龙—影片《六号门》和《新儿女英雄传》的马金龙和张金龙相媲美的。我听说影片《情长谊深》的导演徐昌霖本来请石挥演男主角，但他自己却请求导演让他演一个配角—老校工。为什么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据说是他认为自己演老校工更合适。这件事我没听当事人说过，但从石挥在不少影片中演过配角的事实来看，我宁可信其有。记得金山对我说过：“一个演员成熟的标志，是有自知之明。”我们话剧院的总导演孙维世也说过：“会挑角色的演员，不是只挑主角，而是挑有戏的，哪怕是配角。”石挥凭他的聪明，是不会唯主角是从，像某些演员似的非主角不演的。像他这样的大演员更会有自知之明的了，他婉言拒绝演主角，而选择适合自己的又有戏的配角，当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听了有关石挥的故事，特别是读了他的书之后，我常常同时想到大导演黄佐临、费穆，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丹尼、张伐、乔奇等表演艺术家们。就像我们在看到一棵高高的秀木，会想起茂密的森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