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之前

接连读完木心的几部作品，你会发现木心是中文写作的一个异数。这话陈丹青说过，但我们还可从文学以外的角度去理解：你很难想象这个一九二七年出生的浙江富商之子直到八二年才去国远行，旅居纽约。更难想象他和万千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历经过文革，入狱、劳改、软禁。所有这些“事迹”在他那些惟艺术为空气和养料，未曾沾染些许烟火气的文字中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留下的只有些世家子弟不着边际的旧梦，和许多凭空而起的艺术泛谈。这是很可奇怪的。

《琼美卡随想录》中在积水的地牢里做鞋（《尖鞋》）想是真事，给人印象深刻的却是看似无关痛痒的那一句“我和世界潮流也有着至为难得的冥契”。《很好》也谈到那段中年经历，“被幽囚在积水的地窖中…不停地作曲”，结论是“我这一辈子，岂非都在逃避，反之，灾祸又何其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而写作是“回避现实，一味梦想”的地方。这样的态度很难说是一种净化或进化，只是种选择罢了。

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叫人惆怅——这么说太文艺腔，但木心在最好的时候即是如此，能使人无言以对。但他又极可厌，动辄开讲上下五千年，一付天地之大舍我其谁的派头。《哥伦比亚的倒影》是这样，《随想录》更是整本书都充斥着木心式的格言警句，跳跃得厉害，容易令人不知所云而起反感。《墓园》不一定更好，但因为是叙事文，读者较易亲近。文体美未必人人都能领会，大大小小的故事却比《随想录》之发宏论更易暴露作者的性情。所以《随想录》或《哥伦比亚的倒影》虽然似乎不够尊重读者而显得有些可厌，但在《温莎》 中，这些就变得比较可以解释：木心的书，更多在为自己而写，不屑做交代。有时这确实有不尊重读者的嫌疑，有时则反而显得读者混沌，无法领会他的妙意，但这就更“可恨”了。

木心好空谈，空谈是容易令人厌倦而不知所云的，而他又过于脱略，不屑在言语上亲近读者，结果很可能造成两极分化：领会其好处的过分推崇，急噪些的则要骂他徒有其名，欺世而已。《墓园》中写学友席德进的那篇《此岸的克里斯朵夫》，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作者。他说席“没有找到认为值得为之慷慨的人，你便自重自卫，有时自重自卫得过了分”。而他自己的愿望，是成为一个旁观者。不过他把距离感贯彻过了头，何尝不是自卫的心太重。

木心给人的印象，首先并不是自恋或欺世，而在他城府极深而较为阴沉。这也许是历经乱世的结果。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木心不是张爱玲，他们的发展沿截然不同的两条线索，如果说有什么类似之处，大概是沐浴着欧风美雨成长起来的同样“一份金粉金沙的个人主义”。木心又说席是“无情可殉，故殉了别的”，拿这话来说木心自己，恐怕也是“无情可殉，故殉了艺术”。

《温莎》里有许多体积轻盈而冷峭的小文章，人和事都像擦着人生的边而过，短暂如闪电倏忽掠过天空，不留下太多痕迹。同名小说《温莎墓园日记》是篇奇文，全篇一气呵成，文思缜密，近乎有些压迫感。由生丁引起的形而上思考近乎谈禅，却成就了一次与陌生人庄重的契约，含蓄中别有深意。《完美的女友》则有种微妙的意趣，令人如坐春风。不过这种愉快的感觉往往并不切实，和书里其它那些奇情惨事一样，更多出于旖旎的空想、玄想，处处张显自我，而又绝少“剧情交代”，封闭性太强。《倒影》如此，《温莎》依旧如此，其中的世界由作者生造出来，重在难于捉摸的意境，其它地方难免有欠缺——你也可说作者有意如此。有辩识的人名之为意识流的余风，他本人则称这是“以印象表呈主见”。

意识流或印象派未必都小气，但我未免觉得木心有点小气。生命力通统受限在那些玄想空想妙想中，渐近于阴冷虚无。《此岸》又不同，除掉写实了一份惨淡的友情，另有耐人寻味处。他写席德进，隐隐约约的，也在写他自己，艺术的我和本我。同时回顾了他那一代人的艺术史：“对人生的无知，形成对艺术理想的偏执”，“时代的背景已是暴风骤雨不容旁观…一脚踩在中国近代史最拗搅的章节上”，“将艺术的人物倾在生活中，而把现实所遇到者纳入艺术里。我们的青春年华是这样结结巴巴耗完的”。总结里有痛悔，也有极深沉的尴尬与无奈。席德进克里斯朵夫式的孤苦、惶惑，背后有一代人栖栖惶惶的心情。当年的时代骄子如“夕阳中的蜉蝣”（木心语）乱舞，迟早要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木心自诩为槛内人。

在可值得期许可以平等对话的人面前，木心是敏锐而明澈事理的。不过就在《此岸》这样“披心沥胆”的文字里他也不愿放低身段，还要以理性自重。这也是一种我执。曲曲折折的表达，有限的说事。大概他以为可奉献给读者的不过这些，不能意会的怕永远也不懂。这种情形在《随想录》中更变本加厉，因为摆明了是随想，可以肆无忌惮地写意，自顾自的挥洒才子那些灵光乍现式的感悟。《棉被》以一床厚棉被来譬喻俄罗斯文学给人的感觉，最后说“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似乎全部是冬天，全部雪，全部夜，全部马车驿站…，全部在文学之中，靠自己的体温去熨暖它”，妙不可言。阅读木心需要耐性，拂却字面的轻狂领会底下的机锋。有些地方我没看明白，有些不过如此，还有些看懂了，就有怅然若失的感觉。而作者强调的正是感觉，那些近乎浮光掠影的“印象”，在在证明着“‘知性’与‘存在’之间的‘明视距离’”（见《随想录》之《风言》篇），证明着表达的困难或不可能，却在一瞬间接近了“可能”。

将木心的文字放在新中国文学史中来考量，也许是尴尬不过的事。抛开成就大小不说，这种以意识和感觉取胜的风格，很容易让人想起柯灵谈张爱玲的那句名言“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张是“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木心连这机会都没有。但随着木心文集的出版，最近他又有被国内一些达人推上神坛的迹象，真是奇哉妙哉。

聪明人每见不得蠢笨的人或事，凭他怎么炫技，在领会不了的人面前也是锦衣夜行。但我总觉得真正的遗憾是才子未能遇上盛世，未曾沐浴过好春光，一辈子就这么置身事外的漂浮过去了。木心式的无奈十分微妙，但却在文字中流露出蛛丝马迹，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感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