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之前

戏考小放牛

卢前：真才子自风流
　　
　　　　有一位江南才子而面团团如富家翁，近且蓄小胡俨若卓别麟，其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无不带有幽默的味儿，此人不至则满座不欢，而诗才词调曲韵谈锋，为当代曲乐大师吴梅第一高足，曾任各大学教授多年，一年胖似一年者曰卢前。
　　――易君左《卢前传》　　
　　
　　
　　　　2005年6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和同事坐在北京后海小金丝胡同的一个很古雅的小院里，对面的沙发里坐着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杨先生为人谦逊，一边对我们的来访表示欢迎，一边为自己无法起身而致歉。在这次拜访中，他回忆起了自己的好友卢前：“我和卢冀野是在贵阳认识的，我们当时时常凑在一起喝酒作诗，他可是个有名的才子，文章和学问都极佳，可惜去世的太早了，现在好多人都不记得他了……”言下之意，有无限的遗憾。
　　　　杨先生的一番话，勾起了我对这位才子的好奇。卢前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很陌生，但是在上个世纪前半叶，他却是文化圈里有名的才子，他更是二十世纪中国戏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1951年，他病逝于南京时年仅46岁。随着翻找关于卢前的种种资料，不知不觉中，我们为他深深感动，其才之大、其人之趣、其情之真，令人良久难忘。然而，也许是历史的阴差阳错，关于卢前的资料又是那么的有限，从图书馆里借出来的他的著作已经有不少纸面发黄变脆了。在书局老编辑的鼓励下，我们决定为这位被遗忘了的杰出学者、文人，编辑一套选集《冀野文钞》，以使更多的人重新关注到他的成就，像我们一样被他的才力与魅力深深吸引。
　　
　　才子卢前
　　　　卢前有才，因而身兼数职，他既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者。
　　　　卢前出身于书香故家。1922年，17岁的卢前即以“特别生”的身份为东南大学破格录取，就读国文系。这一年的秋天，曲学大师吴梅来到东南大学授学，卢前遂从吴梅治曲，成为吴梅的得意门生。吴梅曾说：“余及门中，唐生圭璋之词，卢生冀野之曲，王生驾吾之文，颉可传世行后，得此亦足自豪矣。”
　　　　卢前虽然壮年早逝，但他一生笔耕不辍，给人们留下了内容丰富的著述。卢前自少年时就习学诗文，他才思敏捷，往往是出口成篇、一挥而就；所行所到所见所闻都不忘以诗词曲记之。在他的词曲创作中，既有妩媚婉约如《旧巢》、《秦淮二妙》之作，也有壮气豪爽如《中兴鼓吹》者，还有调侃笑骂充满讽刺意味的《嘲陶》、《孔犹圆先生之一日》之类，有的深沉、有的风趣、有的感伤，其才其采莫不流淌笔下。除了大量的诗词曲创作，才情横溢的卢前还频频在报纸上发表散文小品，撰写专栏文章。他的短篇数量之大，（恐怕）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文学创作的同时，卢前还撰写了大量学术文章。他的学术研究内容广泛，有专论文学的如《词曲研究》、《中国戏剧概论》，有论文学史的如《明清戏曲史》、《八股文小史》……纵横捭阖，由浅入深。他的不少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不乏学术参考价值。
　　卢前很早就走上了讲坛，他的许多光阴都是在教师生涯中度过的。如果说出众的才华使卢前年仅二十五岁便被成都大学聘为教授还不足以使人信服的话，那么他凭着自己的博学和出色的口才赢得学生们的尊重，就绝不是谁都能轻易做到的。卢前上课往往是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据说最初他在南京中学教《孟子》时，趣味盎然，不仅教室里座无虚席，甚至连教室外的庭院里，也站满了来听课的学生，因此他还得到一个“活孟子”的美称。还据说，“卢冀野上课，仅‘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两句，就能讲上整整半天”……
　　　　卢前的才还体现在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认识卢前的人，都说他为人幽默风趣，而他的趣，其实往往也和他的才是分不开的。
　　梁实秋曾有一篇记述这位老友的文章《记卢冀野》，他在文章中回忆说：抗战时卢前在北碚的国立礼乐馆掌管礼组，而事实上在战乱的当时又有谁能有闲情逸致来制礼作乐呢？于是，他便戏问卢前：“吾闻之，‘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先生何行何道，而敢言礼？”卢前嘿嘿一笑回道：“你不知么，‘礼失而求诸野’？”由此，卢前把自己居住的几间破房子题作了“求诸室”。
　　　　卢前在金陵大学任教时，总是听到学生们用英语交谈，一时兴起，挥笔便作［一半儿］小令一首：
　　　　拜伦、戈德果如何？诗国新开碧眼科。李、杜、苏、黄未必多，你知么？一半儿“焉斯”（YES），一半儿“努”。
　　当堂诵读，大家立时绝倒。
　　　　
　　胖子卢前
　　 　　“一个胖胖的圆圆的脸孔，浓黑的眉毛，嘴上有短短的胡须，穿着一身黑色的棉布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根黑色的手杖，看起来活像一个大老板；谁知道他却是鼎鼎大名的江南才子卢前――冀野先生。”（谢冰莹《记卢冀野先生》）举凡提到卢前，没有不提到他的胖的，这似乎是他的标志之一，而关于他的胖，也是趣闻多多。
　　卢前好吃且嗜饮，不知是因为他胖所致，还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胖？
　　　　梁实秋与卢前共同参加华北慰劳视察团，见识了他的酒量与食量：
　　　　我们到了西安，我约他到菊花园口厚德福吃饭，我问他要吃什么，他说：“一鸭一鱼足矣。”好，我就点了一只烤鸭一条酱汁鱼。按说四五个人都吃不了，但是他伸臂挽袖，独当重任，如风卷残云，连呼“痛快，痛快”。他的酒量甚豪，三五斤黄酒不算回事。
　　自少年时代就开始饮酒，随着年岁的增长，卢前更加好酒，酒量也更好了。“迢遥何处望南楼？小饮三杯未散愁。记得浣花诗句好，醉乡前路莫回头。”喜酒且善饮，想来他的酒量大概不亚于饮酒东篱下的陶渊明和举杯邀明月的李白吧？所谓“唯有饮者留其名”，不知是他的酒气来自才气，还是才气来自酒气？
　　　　读《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我们发现另一件由卢前的胖而引起的趣事。1936年，张恨水、张友鸾、卢前、左笑鸿等几位友人相聚南京“六华春”：
　　　　……酒过三巡，友鸾叔忽然高谈起扑克牌之奥秘。笑鸿叔说，扑克牌最高分为“同花顺”，于是仿效王渔洋的“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吟出：“又是同花，又是同花顺。”父亲立即接过去说：“冀野辞藻无伦，而身体肥硕，可赠以词：‘文似东坡，人似东坡肉。’”席上恰有一盘“东坡肉”，一语双关，举座闻之大笑。
　　　　难得的是，卢前乐观开朗，毫不介意别人的打趣：“人皆称之为胖子，他不以为忤，总是哼哼两声做鹭鸶笑。”甚至老友易君左拿他的胖开玩笑做打油诗，说他“依然肥胖似冬瓜”，他反而接上说：“不徒冬瓜，而且葫芦矣。”说自己头大腹大而腰略瘦，胖似葫芦。如此地乐观豪爽、心无城府、言语无忌并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因为胖，卢前也颇有一番苦处。在四川的时候，卢前不敢乘人力车，因为怕起起落落的山路，一个不留神就有翻车之危。而坐滑竿对于卢前也是极大的考验，回回在乘坐之前都要选之又选，选那最粗壮结实的竿子，坐上去也是两手紧握架竹，丝毫不敢松懈，饶是这样，也还是免不了轿毁人伤之险，坐折的轿竿子也算不少了。卢前自己说有一友人曾戏言：“汤若士的《还魂记》是拗折人嗓子，老兄的金躯是压折人轿竿子！”
　　　　卢前的感情丰富，一时诙谐活泼，一时感伤时事，“一遇相知，不惜披肝沥胆以投”。兴致来时“哼三数句昆腔，皆楚楚有致”；忽闻旧友噩耗，立时怆然涕下；酒瘾发作，三五斤酒不在话下；诗兴大发，则挥笔成篇。如此的多才与多情，说句不甚恭敬的话，如若不是太胖，在形象上受了限制，我们大可称之为一“绝代风流才子”了！
　　
　　赤子卢前
　　　　卢前看起来乐观开朗，过着充满诗意的生活，而在他笑容的背后却隐藏了无数的艰辛与困苦。
　　　　1927年，还在上大学的卢前失去了父亲，作为长子的卢前，上有寡母，下有年幼的弟妹，需要承担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从这时起，他就在中学里兼职。毕业后他除了在大学教书，还同时兼任其他学校的课务。为了赚钱，他四处奔波教学：“（卢前）本职任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兼职分在上海、南京……故一星期中，两天在真如，两天在上海，两天在南京，一天在火车上。余笑问之曰：‘不累乎？’其小胡子一皱，微笑而已。”弟妹的教育费用、一家人的生活开销，便是在他这奔波中、一笑中而来。直到后来卢前到成都大学任教授，每月薪水略有节余，才算还清楚了旧帐，这种贫苦的状况似乎才有所缓解。
　　　　弟妹成人之后，卢前依然是负担沉重的。由于子女多，一家人的生活始终不算轻松。笔耕不辍虽是源于卢前的勤奋和才情，而生活的重担也是令他不断创作的一个原因：除了教书，稿费是他用来养家的另一重要经济来源。事实上，经济的窘迫似乎从未远离过卢前，他的“柴室小品”里曾有一篇《失窃记》：
　　　　……一个潇潇的雨夜，不知哪一位“君子”踰垣而来，一下就把四件棉衣取去，并且用我房间的门帘作了包袱。老妻认为“财去人安乐，活该破财，那个孩子回来，只有设法先替他或她补缝一件。”至于这门帘被窃，我当然立时感觉到迫害，因为受不住这一口寒风日夜的吹，最好立时要补做，但那里有这一笔意外支出的款项呢！很想在大门上贴一告白，征求一个门帘，最好是原物送来，当面议价，备费收回。家人都笑我痴：“那里会有此事！”
　　　　从一个失窃的门帘，足可以想见他的家徒四壁了。
　　　　然而，即便生活艰难，也依然无法磨灭他对生活对家国对文学的热爱。舞台上的关羽慷慨悲歌，台下的他会热泪盈眶；他对自己的故乡南京有着无比的热爱，若有人提到在南京建都的历朝都享祚不久，“他必红头涨脸的愤形于色”；他交游广泛，与人交往不拘小节，诙谐幽默，心直口快……不懂卢前的人难免要说他天真幼稚，不懂世故；而他的友人们则说他是心无城府，“一团天真活泼，与三岁小孩子无异”。事实上，这种天真挚诚正是他为人的根本。他的教书、治学、写作、交友、处世种种种种，无一不是本着自己的纯洁之心出发。
　　　　生活虽然艰辛，爱书如狂的卢前从不曾想过放弃对古籍搜集和保存的那份热心。即便是余钱有限他也会毫不吝惜地花在搜求古籍上，“每有所获，辄欣喜非常”。他不仅毕生研究中国古典诗词，且搜集、整理、校勘他所搜求到的各种古籍版本，终生不辍；为了这些珍本能够广传后世，他节衣缩食、自费刊刻，可谓用心良苦。抗战时期，为了帮助郑振铎抢救在上海发现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他费尽唇舌多方设法帮郑筹到巨款。
　　　　家学深厚，饱读诗书的卢前算得一个道地的传统文人，因此他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抱负，能够参与政治事务就成了他自然而然的期望。不能连任参政员令他抑郁寡欢颇为不乐，做一任小小的保长也能让他劳劳碌碌欣喜不已。他的向往仕途其实一点私心也无，仅仅出于一个书生小小虚荣之心和一番报效家国的赤子之心。他谋的实在不是其位，而是能“参政”，能做些事情，如此而已。甚至他希望长子能学习农业，也只是因为他认为“农兴国”。他实在是一个不懂政治却有一颗赤子之心的天真的大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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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前的名字曾经被历史的烟尘笼罩住，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又出现在出版物上。然而对他的提及还是太简略，知道他的人还是太少，而那些曾经与他相交的、熟悉他的人不少都离我们而去了。因此，对于卢前的回忆与描述，只是我们从那些很早以前记述他的碎片中拼凑起来的斑斑点点，我们对于他的认知还是太少，这不免是个遗憾。卢前去世得很早，他也许还有许多计划中要整理的古籍没有整理，有许多要写下来的文字还没有来得及写，但仅是他所留给我们的，也足够我们去研读、品味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