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溍与丁汝芹合著，私心猜想主要是朱的贡献。后者只在《艺坛》上看到过大名，水平估计比章诒和高些。
很棒的文献书，给人的感想显然不止于清廷的演剧活动。可惜类似的书只读到这一本。其实关于这方面的内容，除了象这书那样，以昇平署的档案为基础进行综合整理，也可以写点闲话文章。不过老先生的一些闲文看来也都不太闲，而且有个特点，就是没有废话，文字看来并不华美也无锋芒，倒象一粒一粒干米饭，实用。这是他的特点，没有把琴棋书画（当然还有戏曲）变成仅仅是把玩的器物和审美对象。我也说不清楚老先生的德行为什么让人如此景仰，恐怕不仅因为他象古人，而且他是，古文化所能培育出的性情最豁达也最高洁的一种人了。《朱家溍的文博生涯》说“显赫家世、优越环境固然重要，但对人生而言，这不是决定性的。朱先生的学问，更多的是与他六十年故宫生涯有着直接的关系”。这话后半段也许是对的，但学问好的人有的是，我之佩服老先生，不仅是因为他谈的东西里我感兴趣的占了一多半（虽然不懂），我还觉得，他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性情虽然可能部分出自天生，但也是“富养”成功的绝佳一例了——当然你可以举出各种反例来嘲笑我，因为我想说的，只是最好的、成功的例子而已。
回头说书，可以先读下书皮上的简介：
不读此书，我确实没充分意识到，原来紫禁城里住着一大批天字号戏迷！
这书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档案里的那些奏折朱批、恩赏日记，以及作者所加的按语。头一个顺治，就是个“苦学汉文典籍”的皇帝。不过当时的档案制度尚不完备，只知道他也是读曲本的。满人汉化的历程，也是从此开始吧。
康熙不但在国事上最有作为，对戏曲也高度重视，貌似他还极懂行，大概属于看事很有战略眼光的人物。康熙年间搞过一次万寿庆典，歌舞说唱和戏剧应有尽有，现在恐怕很难想象当时的场面了。
雍正恐怕是清帝中最严厉“苛刻”的一位，“较少介入声色之娱”。他最痛恨地方官蓄养优伶家班。虽然在他当朝的年代，内廷演剧制度仍在适度发展，为以后的辉煌打下基础。其实在这方面雍正恐怕是极有远见的，乱弹发展到颠峰的阶段，也就是清灭亡之日。家班盛行对戏曲本身不是坏事，但想来又是极变态的。我很难想象今人仍会好此一口。
乾隆爱好附庸风雅，内廷的演剧事业开始蒸蒸日上，戏台也颇建了一些。
嘉庆也好看戏，但限于时事，不象前朝那样挥霍无度。到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国库空虚，江河日下，看戏方面仍较为收敛。到了他的儿子咸丰，就变成“乱世中的纵欲作乐”，他大概是史上最好看戏的一位皇帝。不但传外班入宫演戏，而且愈演愈烈，英法联军进京、火烧圆明园那当儿，热河行宫的演剧事业也发展的如火如荼，到他去世前，山庄居然只有一天没演过戏，看戏恐怕是他逃避外事的一大精神鸦片吧。分析说慈禧看戏的癖好，很可能与咸丰的这番“培养”有关。
从嘉庆、道光到咸丰，总管太监禄喜作为三朝元老，得到了三任皇帝的宠爱，一直工作到七十来岁。“上”不但对他较为宽厚体恤，奖赏颇丰，到他老来更经常准假。这方面他的待遇是极难得的，大概禄喜本人也极精明有城府，颇善揣测上意吧。后来的总管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动不动就被慈禧把月银全数扣除，有时还要挨大扳子——这样的待遇也很少见，当然慈禧也会有奖赏来补偿这种工资月月光的尴尬局面。不过她对外班的恩赏似乎倒极丰厚。
同治朝看戏则相对有所节制了，据作者分析，很可能是东宫太后天性简朴，对慈禧起到了抑制的作用。但她一死后慈禧就变本加厉，频频召民间艺人入宫演戏，一方面，当时北京的乱弹事业空前发展，从前清廷需要去江南挑选优伶入宫，这时也不需了，因为那些苏州艺人早在京城扎根，和其他籍贯的演员百花齐放。在看戏方面，慈禧的享受大概不空前（规模无法和前朝盛世相比）但足以绝后了。
光绪也好戏，还好打板，但受制于老佛爷，戊戌变法之后，看戏更是受限，借些乐器也要申请。更有甚者，慈禧在光绪万寿节期间安排“大不吉利的”哭灵戏《连云寨》，在颐和园戏台上展示了全套传统丧服。档案载“不到四个月时间，共演这出戏八次之多”。
不读这书，不知道皇帝事无巨细，除了国事，家事也要管到如此繁琐的程度。朱批未必有趣，往往是“知道了”，或者“览”一个字而已。大概和现在的领导批文差不多。所以一当看到“不准胖胖猪似的”这一句，不禁失笑。这是谁的旨意？作者的按语：“看戏如此揣摩，观察又这等的精细，口气又带有几分刻薄，可以推测是慈禧的旨意”。抛开人品性格不说，如此生动感性、口语化的批语真是标准的女人嘴脸。之后还有一段这样的旨意：“马得安不等尾声完下场，懈怠...安进禄上场不准卖野眼。王进福不准瞪场面人。”按语说此话与“胖胖猪”类似，估计为转述慈禧的原话。历史一到女人这里，就往家常里细化了。尽管慈禧“喜怒无常”，“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