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的制作精神 　　 　　在明清刊行的古琴专书里，其旨章、题辞或序，多将琴的发明和制作归功于神农、伏羲、舜等上古时期的先贤。琴的发明年代是否真的早至这些传说人物，当然不需要尽信，但是从这些追记的传说中，却可看出琴乃是儒家所推许的圣贤的发明。既然是由圣贤所制，琴当然应该作为发扬先贤道德精神的工具。琴的制作精神是符合儒家思想的，可见其制作的出发点本身已代表着一种高度文化。当然，儒家之名其实是战国才出现的，琴之由上述先贤所发明乃是后来琴书追记的传说。琴制确实可考是西汉以后的事情，不过，由此可见传统读书人对琴寄予的“载道”与“言志”的厚望。“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汉·《白虎通》），可见琴本身的命名及其导引的目的亦不外乎儒家所重视的仁德与中正和平的思想。《乐托·魏文侯》篇说：“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就是企图以琴瑟丝弦乐器的温柔音色来联系到正直、敦厚的志义之臣。琴之所以如此命名亦因为它与禁谐音，以“琴”来隐喻禁止淫邪以存正气。所以琴被认为是圣人之乐，圣人之器。明代《神奇秘谱》的序里说：“然琴之为物，圣人制之，以正心术，导政事，和六气，调玉烛，实天地之灵气、太古之神物，乃中国圣人治世之音，君子养修之物。”琴还可以正国风兴道德，它应该是读书人每天生活修养的一部份，所以古人有“君子无故不撤琴瑟”噢法。上述乃相传造琴之旨，实乃儒家一贯以音乐来进行道德教育的手段。 　　

汉代蔡邕在其所著「琴操」中说：「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是故我国自古就把琴视为表徵道德的乐器，用以陶冶性情，移风易俗，进而「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

《中华文学选刊》总编王干认为在瞿恩牺牲的一刹那，《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精神高度超过了《潜伏》。在王干看来，以瞿恩为代表的共产党形象在主旋律作品里有一个长长的谱系：《红岩》、《在烈火中永生》的江姐和许文峰基本上都是神，刀枪不入；《地道战》里的高传宝和《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比江姐、许云峰更可爱，但是精神高度稍有降低；到了《亮剑》和《历史的天空》、《狼毒花》时代，共产党员都变成了实用主义者，实用得让人觉得有点匪气、江湖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