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之前

最近生活终于又开始上了轨道，又开始乱读乱写。

胡兰成与女人

胡兰成的文字很好，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厌恶他的人之多。看了一些讨伐他的文章，话都没有说错，但总觉得不全。胡兰成之引人注目，固然起先是他的汉奸身份和他曾是张爱玲丈夫这两点，不过尤引起今人之怒不可遏的，似乎还在他是个“毫无道德底线”的男人。

《今生今世》我看过了，一页一页读下来，所得感想自然也不仅仅是文字好、有趣味。胡的感情似乎一直在一条平行线上，没有立体的发展。才子文章我是爱看的，从郁达夫始就是这样。胡兰成有他的好，中国人讲究的仁义礼让，他知道的绝对不比别人少，他本人就是从这文化里“化”出来的。看他的文章，你会知道他非常讲“礼”。并且他时时说他眼里的世界是清明的世界，这本来没有错，他也真是有那份清明。他写女人很少会夹缠不清，也从不掩饰自己的态度。事实上他不是不懂得女子，他也有这种自得，但他的懂里混进了太多狎玩的态度---甚至对徐步奎他都有过这种态度，这倒是很符合他旧式文人的情调的。

《海上花》虽然被译者张祖奶奶自己称为看的淡出鸟来，要弄到“看官们三弃海上花”，却终究是很有意思的小说。古典文学我基本没什么接触，承侯孝贤的引导（惭愧），张爱的翻译，这一本倒看的津津有味。张的评论也很好看，每读了还可再读，顺带着对张爱提到的《九尾龟》之流吸引眼球的嫖界指南也有些好奇起来。

about a boy电影一般，其实谈论的是一个很现代人的问题：从恋物到恋人的转变。小说已经有了译本，danzhu买了，希望dan看完说一说。恋物的人有时会普遍有一种很孩子气的心态---以物为武器堆筑成层叠的堡垒，对抗空虚的生命。空虚可以用很多东西填满，譬如事业，譬如家庭，或者夏洛和威伯的那份友情。这当然不是说，恋物的人都孩子气。转给dan看朱天文小说里几段话，朱对现代人的恋物癖有入木三分的描写。dan看了惊呼：这和about a boy里的一处描述真的很象！细致的密密实实的那么多项指标，真的很容易让人沉迷、沉迷....。恋物的人可能会在生命的一端萎缩了，另一端却不可避免地“物质极大丰盛”起来。

dan也很恋物的，不单是DVD和书和CD，小玩意儿可多了。我要是在上海大概会经常跑去观摩学习的，多么美好的成长过程啊，物质精神双丰收嘛。

那句话怎么说的？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真的很cool啊。我们不要泪水，只要各种琐碎喜悦的迷恋和沉浸。

曾经喜欢后一首，后来又极心仪前一首。当然，未必要当成情诗看。

切换着看很累的。

张爱的诗：

他的过去里没有我
曲折的流年
深深的庭院
空房里晒着太阳
已经成为古代的太阳了
我要一直跑进去
大喊“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呀！

穆旦的（最棒的中国诗人）：

发现

在你走过和我们相爱以前，
我不过是水，和水一样无形的沙粒，
你拥抱我才突然凝结成肉体：
流着春天的浆液或擦过冬天的冰霜，
这新奇而紧密的时间和空间；

在你的肌肉和荒年歌唱我以前，
我不过是没有翅膀的暗哑的字句，
从没有张开它腋下的狂风，
当你以全身的笑声摇醒我的睡眠，
使我奇异的充满又迅速关闭；

你把我轻轻打开，一如春天
一瓣又一瓣的打开花朵，
你把我打开象幽暗的甬道
直达死的面前：在虚伪的日子下面
解开那被一切纠缠着的生命的根

你向我走进，从你的太阳的升起
翻过天空直到我日落的波涛，
你走进而燃起一座灿烂的王宫：
由于你的太阳，就是你最遥远的边界：
我的皮肤也献出了心跳的虔诚。

1947年10月

好象是师太引用过的话：先知在本家向来不受欢迎。

我修改一下，就变成了：非猪回家就变成了猪，而且是流氓猪。

不过也有非猪的时刻，在没有人在身边时。

几年前买的那本戴锦华的《雾中风景》，当时没有看懂，很气愤的觉得受了骗。后来再想看时书又不在身边，原来遗在家里了。

现在看得津津有味。

很奇怪在中国影评不错的好象都是女人，大陆是戴锦华，由香港去国的则是周蕾。当然当然，这两位都是学者，下笔自然不同一般人。勉强再算一个，台湾的业内人士焦雄屏也不错。只是没有前两位那么形而上。

多年来（夸张的说法）我一直在寻寻觅觅能把孩子王评论的比较透彻的文章，周蕾首先解了我一惑，就是所谓陈凯歌的男性自恋。周是比较女性主义的。但戴锦华的文章却让我更清楚的明白了电影的主旨所在，是在表达不可表达的表达，强调或尊重文明所去不到的地方，以及对循环封闭的传统文化的无奈。

按戴锦华的看法来说，第5代、尤其陈凯歌（还有张艺谋）的转变（臣服于西方电影节，传统的没有出路等等）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书里还介绍了我非常心仪的《心香》，可惜有些人的天才只是灵光乍现，稍纵即逝。孙周后来拍广告去了，再拍的电影也象是捣糨糊了。

不过这种书象是论文形式，要看八卦，还是翻翻早期的电影杂志。我从老妈当年订阅的《大众电影》中，找到了阿城他老人家搞电影的著名老爸当年和张喻的通信。一个作为偶像演员战战兢兢认真讨教，一个作为高深长辈循循善诱恩威并施，其亲密无间的同志情谊，真是令俺们后辈深深感动。看看现在的明星象什么样子，当时的演员和群众跟大家庭似的，那股子纯洁亲切的劲头！

《重点所在》也出了，第一印象是没有《反对阐释》写的好。似乎是年纪大了，不象当初那么文字紧密，处处闪烁“思想的火花”，读的十分过瘾。尴尬的是黄梅把the doors乐队翻译成朵尔斯，把坎普翻译成野营。

其中谈到瓦格纳歌剧，尤其是特里斯坦，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地方。有人说特里斯坦根本不可能完整地听下去，因为除了几段他钟爱的乐段，还充斥着“大段大段的不能带给我任何快感的朗诵调”。我怀疑对我也有这个问题。我对特里斯坦感兴趣说起来是受了维斯康蒂的荼毒，他是不是瓦格纳的爱好者？《死于威尼斯》（我眼里他最不好的一部改编电影）里有没有用瓦格纳？桑塔格提到的托马斯.曼也是瓦格纳的扇子？

读桑塔格文，觉得瓦格纳比较现代的一面，也许是他为这些人所嗜好的一大原因。他的沉沦，流动如水般起伏无调性无止境的旋律，他的死亡情欲战胜生命，战胜生活的一面，欲望、颓废、夸张与放大到极致的情感，使人激动到昏厥的地步，桑塔格用法内里这样的阉人歌手的歌声来形容特里斯坦在人心中引起的波澜。

我记得在维斯康蒂的《路德维希》里面，那个阴郁乖张最后溺水而死的皇帝。他是瓦格纳的朋友兼狂热爱好者，在那里面瓦格纳被塑造成一个骗子。那里面大段特里斯坦的背景音乐，皇帝激动地对希茜诉说他的沉迷。起伏延绵、无休无止，如水如神水，桑塔格如是说。

***创作***
当然我倾向于认为，人不是因为创造而发疯，而是为了宣泄而创作（虽然有更乱的可能性，但根子不在这）。“书写”让你保存理性，阅读可获得智性的快感。情感或思维释放到某个去处，人就平静了。

钻到故纸堆里去和死人做伴，是安全的。至少，到了一个阶段以后不如不钻。

***读***
呆小猴子的文字在博里惊人的漂亮，可惜又是一个黑天使般的人物。她的字有点令我想起朱天文，不是别的，而是直观的中国字的排列，天马行空又非常的艳异。不愧是写诗的。类似的东东，看多了要乱性的。

***看碟***
看碟有时候也很郁闷，象前一阵子看的幽媾和最近看的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鬼片或灵异片，都在说做中国女人不容易，情欲大过天大不过理法，大家轮回的在受着苦（而妇女解放不过是把女人变成男人）。不过郭伟伦在构造意象方面是高手，鬼怪狰狞的枯树昏黄的灯光，处处有暗示或明的渲染，在写实的环境下营造出一种非常变态的气氛。看完了感觉不是恐怖而是想要呕吐，中国人特有的脏在作祟。大概涉及到女鬼，那精神总是污秽的、不清洁的。幽媾在牡丹亭里是美好，在此是挥散不去的意难平又喊不出冤的女鬼。李碧华的故事更明晰也更浓烈，相对没有那么脏，没有那种历史感。更惨厉，所以还是不舒服。

我可能是和luke差不多时候看了杜丽的《我是哪一种吸血鬼》，之前只偶尔在书城看过她几篇专栏，印象还可以。本来有些许感想而懒得提笔，luke这么一写，倒勾起我也想说说的欲望了。

Luke的抱怨并非没有道理，这书并不太有趣味，翻过就算。不过，这本书不是“有点日记式”，根据作者的后记，这本来就是一个日记本---虽然可能是公开的那种。杜丽的其他书我没有看过，我猜可能是因为反差较大而让luke如此失望，不过有些东西还真难说。说白了吧，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一本八卦书，写的随意甚至流水帐，却在细节中透露出作者的心态。是一种什么心态呢？杜丽本人已经给了一个极好的解释：吸血鬼。这个书名乍看上去和书里的内容和絮叨实在不相符，但，是真的，这就是杜丽（至少是这一阶段）的自画像。我倒确实认为，这个书里的杜丽“避免了矫情、做作、自鸣得意的趣味”。与其说自鸣得意，不如说是…某种不能大声喊出来的无奈吧。

写这本书的时候，杜丽好象景遇不大好，环境不很妙。离婚？然后独居在北京没有暖气的房子里。虽然杜丽没怎么抱怨，文字多半有些清淡，但是显然---她不快乐。她是这么强调要看喜剧片，反而让人感到清冷。

我对舞蹈不但一窍不通，而且基本是不看的，所以连发言权都没有。可能也因为我是中国人，对身体艺术有种天然的敬而远之的倾向。中国人谈舞蹈的，看到的只有迈克的好。林怀民只看了一点点录象，巴赫的无伴奏拉得太慢，听着不能顺耳。林和他的云门象个参禅悟道的人，忙着冥想与修炼，是修炼，不是得道，修炼的人我们只能在旁边观望，他们跟我们无关似的。

而这个尼金斯基，我记得他的名字主要是因为迈克提过。从照片上看，他有着惊人的美，且象个女生（好象是BI）。所以在书店看到《尼金斯基手记》时，不免拿起来翻了一下。可惜没有买。其实我倒真希望能看到此人的表演（当然我知道，他就算活着，就算来中国演出我也铁定看不到的，因为票价包准会奇贵，可能还得赶快买！咱们国家热爱艺术的有钱人最多了！），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天赋异秉的人并不太多。

刚看了篇书评《我是神的一片叶子》，分析尼金斯基的精神状态。他说“尼金斯基把自己想象成‘神的一部分’或‘人群中的神’”让我想起了尼采，他们俩最后都疯了。对一般人来说，求知可以让自己更聪明，获得精神上的愉快与满足。但在有些领域内，际遇+创造似乎会引起半明半灭的危险状态---不知为什么，我有时会想起Woolf和尤瑟纳的分别。实际上，正常与疯狂之间的距离有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远。书评里说

可知尼金斯基是个明白人，但过分强调感受力也容易引人走到歧路上去。我觉得作者有一句话说得没错---“尼金斯基判断力的深刻与偏执俱在”，不过我好奇的是，深刻与偏执必然是一体两面的吗？...我猜未必。但在有些人身上，这变成了必然。我觉得，这大概是命（就象前面小风在留言里说WF一样）。有些人一辈子活得安全而让人羡慕，有些人在半明半灭的边缘，所以痛苦。尼金斯基大概总是在“正常与异常之间流动的临界点上”折腾，所以疯掉了。格格以前引用过张爱的名言“凡事想得太多了是不行的”，我想张祖奶奶也在这个临界点徘徊过，后来渡过去了。我们还是深深地扎根在这个沉沦的世界里比较好，比较安全。

这些话也许说得有些轻率而片面，可我不能再进一步了。

最近有朋友在天涯狂批陈晓明（陈的原文在此也有转载），因为陈写的是捧张艺谋《十面埋伏》的“雄文”，我也没有太注意。电影无疑是烂片。后来事情愈演愈烈，我把《读书》拿出来翻了下，发现写的蛮不错。其实他在写“这是张艺谋真正的或者说正式地向好莱坞皈依的作品，他不再需要中国标识，不再专注于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和“张艺谋解脱了，从东方主义解脱又更深地回到东方主义，从神话式的东方主义转向了童话式的东方主义”时，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文章首先可看性先就强，哪象某些人说的那么不入眼。至于他的吹捧张，看来看去都有“别有用心”的嫌疑。后来再看了精彩的骂贴，更加肯定陈不过是通篇反话。

N推荐的“不要说得”的回骂是有点刻薄了，但很在理---不过话说到最后，也是有点得理不饶人了。当然，朋友那么写是有欠考虑，有欠慎重。也不大爱看别人捧她为才女，我一向以为，说人才女是骂人的话。也许有些批评的声音未尝不是件好事。何况那个贴里充斥了为犯错者说话的声音。众口一辞地大骂自己没看懂的东西，毕竟是有点无聊了。

又看了一遍陈的文章，一路笑着看完。某人说的对“文章以《十面埋伏》为标本，用精致的理论话语演练了大众审美文化的趋向”。更搞笑的是，这么搞笑的文章居然是刊在《读书》上的。对比一下从前《读书》上写小裁缝的影评和谈云门的，是不是象小云说的，换了编辑的缘故。但那个编辑手记形容词太多了也。

止庵
止庵有一本谈论现代派画家的《不守法的使者》，最近找来看了。这就有点儿象看黄裳论戏，虽然有人爱说他是外行，我倒还是爱读，或者至少是很喜欢过的。

不过读止庵这本书，我一直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提到的那些画作和它的作者，并不是，或不仅仅是他笔下的那个样子的。当然我还不至于认为他象洁尘那样勇气十足，什么都敢拿来说（她也出了本谈美术的书）。相反，看得出对于他谈论的作品，他有相当的心得。但我不免感到这感受过于狭隘了，我读止庵，头一次读出某种不自信（文中大量的引述，多到有点影响阅读的地步），或者说不大对劲的地方。他的话语里有过于确切或决绝的地方，让我感到不满足。我总怀疑他有点以偏盖全，而且他处处是结论，文章就过于收束，没什么留白，没有什么可供想象的。这使我倒想到了迈克，迈克未必更高深，但他不会谈得这么累，破绽也没有那么多（我的直觉），止庵的态度也许有点儿过于严重了。当然这也是环境影响的结果。挑毛病总是相对容易的。

Luc的迈克博更新的好快，虽然里头文章许多都看过，还是每天跟着再看一遍。曾在天涯看到她写迈克，注意的是一般人容易忽略的一面。这不奇怪，毕竟她是资深粉丝。

《影印本》这篇《現代啓示錄》，就是典型的迈克论调：他说看《十誡》“看完呆了半天，心裡出奇的明朗，一方面意難平，一方面卻又釋然”。这与其说的是电影本身，不如说更多看出他本人的追求。对他喜欢或有感情的东西，他常表现出这么一种态度，常取其这一面。迈克最感人的时候就是这样，有一点怅然，却没有过分的恨意或遗憾，只感到平静与释然。那种清澈澄明的境界他不单是追求，而且确实达到了。

一般人不论追求是否更远大，姿态总是不漂亮也不大能够漂亮的，穷形极象不说，有时还落不到实处。话说回来，一般人不论高下又怎么能避开凡尘俗世之中的脏呢，不管那个脏是从何而来。迈克姿态轻逸，却是一个嘻笑怒骂游戏人间的。在文字经营上他相当刻意，精神上则有洁癖似的，断不肯庸人自扰做露怯状。在声色犬马中耳濡目染浸淫了太久，对懂得或喜爱的东西他是真懂真喜，且常能看到他人目所不及之处；另一方面，又有一种身处事外的通透。世界怎么着，笔端怎么辣，总还是相安无事。

买了本《通过身体思考》，好象很容易看下去。也许里边有感兴趣的内容。

灵肉分离好象是西方人的文艺作品经常爱讨论的一个主题。身体是羁绊灵魂，导致精神分裂的罪物。在强调性灵的同时，身体这个本体有可能会被更多的作为精神载体而忽视掉了。近来我有时在想，人的精神所不能或难以承载的东西，实际上常常被转嫁回身体/神经上。就是说痛苦并不单单是精神上的，同时也是身体上的。有时单纯精神上的痛苦，最终会转移回到你无形之中可能轻视的身体上。崩溃的人是双重崩溃，愉悦的人是身心通泰。

我这么写，好象是痴人说梦患了癔症，但身体受精神之累之大不做医生的也能了解，并非什么编造出来的谎言。我常常觉得，说得出来的烦恼经常好象是被罗列在精神范畴之内的，身体上的苦有时反而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有时是羞耻，有时有点稀奇，更不容易被人重视，好象活该是专门交给医生去办的事情，一般人之间都秘而不宣。另一方面，现代人倒是越来越重视肉体本身了。也许它不再只是一个精神所依附的壳，而是本身也有意志和尊严，正如同文章的内容与风格，灵和肉从来都是一体两面，互不可分。

很久没看小说，为了转换转换脑筋和心情，也因为睡不着觉，一口气把小人物日记读完了。

是一本读了不多久便让人感到难受的书。主人公的日子过得可说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那种处处捉襟见肘、又努力维持的体面，因为环境和周围人物的破坏，显得那么可怜可笑，而又令人感同身受。

造成这种困境的既是生活本身，也是为普特尔渴望成为体面人士的迫切心理所导致。喜剧人物的可笑之处往往在于出丑卖乖而不自知。老普虽然行事认真、愿望良好，但为人呆板虚荣，“在琐屑小事中不断出丑蒙羞”，事与愿违。他以拼写出双关语为至大的乐趣，以过上绅士的生活为奋斗目标。他不幸受到环境和自身的制约，一次又一次的出丑，并被性情言行大胆粗鄙的儿子耻笑，被自私的朋友刻薄。他越认真，越想获得众人尊重，却越出尽洋相－－－老普尊严何在？

但，不要忘了：老普有一个与妻子共同认真操持的家、甜蜜的家。他努力维持的幸福，总被那些在他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人嘲弄甚至破坏，读来让人甚感不是滋味。在英式幽默和刻薄的表面下，深藏着作者对世情的洞悉和对人之为人的无奈。这使我们无法象欣赏一般英国小说中那种福斯特所谓“平面人物”那样，居高临下的观看老普的表演。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都并不比他高明。

老普特渴望成为体面人士，却在生活中处处受到擎制。人总是渴望超越自身环境，获得物质和精神上更大的满足。但作者并未打算描写一个心比天高的特定人物。老普遇到的都是“居家度日、柴米油盐”的琐碎小事，这些事情看来微不足道，几乎让人说不出口。但他所体会到的种种尴尬、难堪的心情，却再真实不过。这种对于琐屑小事的记录，看似上不得台面，却正是《日记》价值所在。难怪钱锺书先生亦赞叹说：世间真实情事皆不能出其范围。

《小人物日记》的作者乔治.格罗史密斯是位著名的喜剧演员，甚至他的小学老师都评论说“他音乐学得很好，不过我担心他有一天会当个小丑”。他洞悉人性的悲喜剧，并超乎其上，以虚构日记的形式，引领我们看到老普先生和芸芸众生一样，饱受人生制约，却又不甘、并终究不至沦为命运的傀儡。

前一阵子乱翻戴锦华的《犹在镜中》，才发现她和她的中外同仁们有个共识：最终成为女性主义者的人，常常是那些“过分地将男性文化内在化的人；真正强有力的人从来不曾将父权、男权文化放在眼里的女性，通常不会成为女性主义者”。

戴给象她这样的女性知识分子敲了一记警钟（当然不是丧钟）。她说的“真正强有力的人”，倒让我想起了一个楷模---尤瑟那。尤瑟那绝对不仅是拉拉们的偶像，而且她是，不但是女人，我看也不单是文学青年的楷模和典范：超越一切障碍，获得力量，而不是那类戴着面具的强者。看看《苦炼》就知道，她是根本不把那些时代或环境的束缚放在眼里的。介绍说泽农号称从青年时代就获取了的自由，却花费了一生去真正寻得。尤老太在写作《苦炼》时，与泽农同呼吸共命运，也许，不仅仅是翻译的缘故，泽农比哈德良更令我着迷。而她那股帝王般的派头，和掌握自己生活的意志，让人真正理解了自由这个词的涵义。

很多事情都促成了、而不是象对伍尔芙那样，损害了尤瑟那的成长。拿伍尔芙和她相比，其实主要是可说明同时代的两个伟大女人差别究竟有多大，以及这些差别的来源。伍尔芙被人视为女性主义的先驱，尤老太恰恰与此是绝缘的，虽然她也参加这个那个的社会活动。伍尔芙的小说带有灵视者的先验色彩，同时又因其纤细优美，明显带有女性特色。而尤老太很容易就让我们感到，她写作起来就象个男人一样。但“象男人”在她自己看来不过是明显带着偏见的评论，她对此嗤之以鼻。她那种超自我的表达方式，带有某种充满力量的激情，让我们同她一起神思飘渺于人类历史上某些曾经存在过的时刻。

有三个方面证明她们的不同，对教育、性的态度，还有她们和家人的关系。前两个方面当然也是和家庭息息相关的。

教育方面，两个女人都受到来自家庭，主要是父亲的启蒙。不过伍尔芙与老爸的关系要复杂一些。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们对伍尔芙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她对于女性极其不平等的受教育环境一直耿耿于怀：哥哥可以去中学剑桥，她不可以。对小尤来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她念了个中学就了事，毕业会考也没考完。这都是她自己的选择，她是主动放弃的---和伍尔芙的区别就在这里。老爸与女儿表面的疏离下却有种“不同寻常的默契”，他对于女儿的求知既有放任自流的一面，也有欣赏赞美的一面。而伍尔芙的父亲对于她受教育的态度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两面派行为再次反映的不过是时代的虚伪。可以想象，她对父亲的感情并非三言两语可以道清。

性。伍尔芙不幸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英国人在道貌岸然方面一点不输给中国人。性压抑、性无知、性变态恐怕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伍尔芙的经历和沉香屑里的愫细一样让人难过。伍尔芙的异父哥哥在她六岁时把她抱起来，查看她的私处。后来，在母亲去世后，她又被迫和另一个异父哥哥（姐夫也掺和其中）有乱七八糟的身体接触，哥哥号称这是爱抚。在一个体面文明的家庭里，小女孩的惊恐根本无处可说。有这样的经历，她没有性障碍才怪。她在《岁月》中借埃莉诺之口说到：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自由？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活得具有冒险性、完整性，而不象地窖里的残废动物？但尤瑟那少年时的性接触对她来说却意味着“感官的觉醒”。她享受性，喜欢勾搭的对象包括男人和女人。但她同时也承认，在成年人和“尚未或者刚刚开始发育的孩子”之间的任何接触很容易引发歇斯底里，将暴力、性虐待、性激渴施加于毫无防备的人是残酷的，后果也极可怕。问题是，对她来说，却只有初步体验到的快乐。她好象天生对障碍免疫，而沉浸于古希腊式的审美愉悦当中。

伍尔芙在《远航》里的女主人公雷切尔身上很明显放进了很多她个人的感受，她自己与之类似的成长背景。英国式的教育盛产张爱所谓的天真的可耻的那种姑娘（其实某一阶段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顾城的母亲就是个例子），本来对于这样一种形象，我是看看都要感到愤慨的。但这不过是结果罢了。雷切尔就象是颗未成型的种子，未破壳的蛾，她在生命即将瞥见光芒的时候被损害了，但她挣扎着咬破那个半透明的壳儿，在这个过程中，伍尔芙是雷切尔然而又不是，她比她的女主人公更具有高度的自觉。她的性格在成型中。

理查德.达罗维对雷切尔突如其来的亲吻让她陷入了可怕的迷乱，这应当也和作者自己的经历有关。对权力的迷恋，用传记作者戈登的话来说，导致了她和霍华德庄园的女主人公一样，短暂的迷失。不过E.M.福斯特的小说主题先行的痕迹更明显，在个体生命的成长轨迹和追求上，他塑造的那些个女人个个都有和伍尔芙相似的地方，但却难以达到她那种深邃的境地。因为她的亲身体验触发了她的灵感。

其实远航还让我想起了亨利.詹姆斯和简.奥斯汀。戈登认为作为女主人公雷切尔有着和ＭＰ中的范妮一样非英雄的、暧昧模糊的气质。我注意的不过是少女跟着亲戚出游这一非常英国式的情节罢了，福斯特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不也是如此？甚至女主人公爱弹钢琴、性情不稳定，又和那么一个活泼冒失的青年在异国相爱，这些都和《出航》出奇的相似。相似的水土培养出的相似人群。但福斯特缺乏热度，虽然让人喜爱。雷切尔对死亡的探究，她在癔症之下的半昏厥似的状态，还有对友善体贴的舅妈海伦突发的攻击性，这些恐怕都是伍尔芙本人的真切体验。我很怀疑《印度之行》中那在我们初次看来也许有些莫名其妙的地方：订了婚的老姑娘在印度炽热的天气下，在山洞中产生幻觉是受到了伍尔芙的启发。不得不重复的一点是，即便在这部相对比较传统的小说中，她最强调的仍然是感觉。她浑身的每个细胞都在吸收和感受，并尽力将这些如丝如缕的感受付诸笔端，只有在她对感觉的描写当中－－－无论她说的是空气、远山，还是四周的人物，她才是活的，具有创造力的。唯一遗憾的是，肉体和精神被隔离，进而对立了。

书中的许多人物都以生活中她的亲友为原型。最有趣的当然是那个利顿.斯特里奇的化身，聪明刻薄的圣约翰.赫斯特。智力高度发达的人总爱站在高处俯瞰众生的龌龊形象。他极端搞怪，极端自负，说出来的话让人捧腹不已。他的妙语有时就象钱钟书所谓的：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残忍这种刻薄话一样（钱可也是多少沾染上英式幽默的）。他又大惊小怪的感叹雷切尔没读过吉本的书，让过于敏感的她愤怒不已。他们就这样别别扭扭的变成了朋友，虽然雷切尔激烈地和休伊特讨论对于他的看法。伍尔芙下笔时的心态也大可供好事者研究一番。她似乎在将他描述成全英国极少数的聪明、高贵之人的同时，又在精神上不无怜悯的俯视他、或多或少有些损贬他：不仅海伦理解且怜悯他，连雷切尔暗地里都有过类似的想法也未必。或许，这其中加进了伍尔芙自己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渲染－－－将他写的更不讨人喜欢些。

雷切尔在订婚之后，在与休伊特的兴奋的长谈，开拓了她的“精神探索”之后突发热病死去了。她死在脱胎换骨前。实际上，她也许永远也不能挣脱某些束缚。她的某一些方面的智力状态处于尚未开发中，并也许将永远如此，假如她没有过早的死去的话。但仍然有些地方将她和周围的人群区分开来。她的生命是独立的，伍尔芙如此这般的强调说。对于“精神力量”的描写似乎陷入了看似玄之又玄的讲道中，如何保持着天真而又具备社会人的理性？伍尔芙在描绘一个不可能完美，却在暗流下波涛汹涌的那么一个生命。她存在过、呼吸过，并且以她的死和她在痛苦中的感受打击了我们。她有点儿畸形可是率真，无知可是敏感，她具有许多人不具备的真实，永远无法被简单地复制、描摹。

去苏州这两天的意外收获是在床头和火车站把浮生六记看完了。

浮生六记这种书，女人和许多男人读来感受是不大相同的，除非她将贤良淑德视为作女人的至高理想(不过K同学正告我，在生活中不贤良淑德好象是行不通的houhou)。事后找来李欧梵的万象文章，依稀记得被书话狠批过。读完觉得李果真岂有此理---倒不是因为他错把后二记当成沈的原作，而是他这篇文章心态不正，预先已将沈三白钉上了这个那个主义的十字架，却和众男人一齐拜倒于芸娘的石榴裙/枯骨下。

浮生六记确有其美妙之处，虽然用俞平伯先生的话来说，是＂我岂不知这是小玩意儿，不值当溢美的说法＂。但它引起我们的感慨，倒不是在于什么作者的男性沙文主义－－－这个词发明的时候，沈三白已经死了不知多少年了。毕竟千百年来风气如此，用这样的现代名词去批判古人实在太不切实际。他说沈三白歧视女人，不替她们着想，又不把妓女当人看，但难道芸娘就没有帮着沈将她们物化？在这方面，芸娘很象是位极得力的助手呢。她替他纳妾的心思比他还热乎。

但沈三白和芸娘的夫妻生活当然有施施然和谐美满的一面，否则也不会引来那么多名流读者的“溢美”之词了。虽然不见得文采风流，他们却都有不俗的品味，能将平淡生活过的充满情趣。这方面芸娘聪明灵慧，极尽巧手能事。沈和朋友出门冶游，她出主意让他们边赏花边吃到温酒热饭。夏天她会将装着茶叶的纱袋放到将开未开的荷花花心，留待第二天品味香茗。丈夫的爱好追求她不但能一一落实，而且更善主动献计划策，将贫贱的夫妻生活很过出了几分风流酝籍。他们又不时谈诗论文，相与为乐。这种精神上的知己感，已经不单单是红袖添香的快乐了。

然而世界上并没有真正完满的幸福，盈满则亏，顾此失彼。芸娘的美好可爱看来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赏识，反而她是否真的贤良淑德有待考察。她在沈家中处处遭受白眼。象帮助丈夫狎妓这类事体，在公婆看来有伤风化，他们因此对她厌憎不已。对于家常长短中芸娘看来既不善处理又不懂为自己开脱，种种摩擦更激化了老人与他们的矛盾。大家庭的各类弊端在此也暴露无遗。沈弟借钱时托她做担保，事后却连累她为债主追讨不休，沈的调停却只遭来弟弟和家人训斥。这些琐事不免令人想到，芸娘真是一个失败的儿媳！

而沈三白照样有理由被置疑，原因不在他的大男子，而是他当真是市井中的名士，时刻穷风流，没能负担起大男子的责任。沈退而不当读书人，选择经商似乎是父亲的主意。可是东奔西跑，看来哪个职务也不能干的长久。反而生活时时困顿不堪，受到家人白眼。在家人眼里沈恐怕就是个养了个败家儿媳的不肖子吧。芸娘长病不起，更遭“上下厌憎”。卷三的《坎坷记愁》，写尽了他们生活的穷困潦倒，以至经常要寄人篱下。最后芸娘贫病交加而死。不能不说，这一对天造地设的夫妻，男落魄，女憨痴。假如沈稍微有些谋生的本领，芸娘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

浮生六记通篇所写，除了卷三的流离失所、困顿惨状，其余都是玩玩玩。赏赏园、狎狎妓（所谓少不入广）。郊外小住、游山历水、寻幽探密。访美、吟诗作画，日子过得穷极糜烂。然而如今有这等奢侈情调的文人不多了，尤其中国更是如此，即便有也增添了一份后现代的情怀。这不免让我再次感到我们同古人之间的距离。

其实，汉芙和德尔先生是否真有一段情缘？何以竟感动了无数读到《查林十字街84号》这本小书的读者呢？

纽约的单身客汉芙小姐以写作为生却入不敷出。她是个寂寞的写作者。惟其寂寞，才更能投入书中品位其间的喜怒哀乐；恐怕也惟其投入，生活更加孤单寂寞。在这样孜孜不倦的困顿生涯中，她发现海峡那一边有间可以满足她爱好的小店。

汉芙对书的狂热心情多半能引来爱书人的会心一笑。从购书的类别来看，汉芙小姐品位颇不俗，定购多为经典读物。去信中处处可见她那些行文不受拘束的俏皮话，字里行间透露出爱书人肆意品评的快乐。

大不列颠是汉芙心心念念向往憧憬的国度，查林十字街的这间小书店，无形中成为她与理想国沟通交流的桥梁。而书店的经理德尔先生，自然而然变成了一位英国文化代言人、英国绅士的代表。通读《查林》，我发现其中保留最全的还是德尔先生的来信。至于汉芙自己的去信，特别是她写给书店其他成员和德尔妻子诺拉、邻人的许多信都没有被收录进来。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信已丢失，或者就是汉芙有意不放进来。而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此书是为纪念双方的友情，但更是为了缅怀德尔先生而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信虽然充满情趣，温暖感人，却又是不折不扣的商业信函。德尔先生的回信一板一眼、过分简洁。虽然被代序的恺蒂小姐诟病，认为他感情压抑干枯，可从已婚男士德尔这边来看，汉芙的感情究竟只是她自己的事。到底他怎么想？对她信中的率真、热情、莽撞、娇嗔，他是出于压抑而言辞拘谨，还是本来也只有欣赏和好奇？诺拉在丈夫死后,曾对汉芙提及自己的醋意,因为丈夫“生前如此爱读您的来信，而你们俩似乎有许多共同点”。在妻子眼里，对书籍的热爱将他与这个陌生女人联成一体，并将她屏弃在外了。不过德尔先生可不是什么总想着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文化人。在女儿眼中他“快乐自得”，同事也替他辩护，说他并不古板，行事规范只不过是他的职责使然。只有在书中他给汉芙的最后一封信里，署名处很不寻常的写着：想念您。此时他已到了作祖父的年龄，不免对老朋友那一句“我们都还健在”感慨万分。自此，一个性情明朗、讲求实际的书商形象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几乎可以肯定汉芙在这段感情中投入了远比对方更多的心力。德尔的死讯如同雷击一般命中了她，当天她彻夜未眠。对于一个未曾谋面的朋友，心的求索可以去到多远？“我一直依赖陌生人的慈悲”，对于孤独的人，这点慈悲和暖意是“致命”的。

这段情缘确有其事。虽然很可能只是汉芙的单恋，但《查林》的动人之处，也许正在于它揭示了这种单向度感情的力量。

止庵的书我读的不多.有的买来看了,觉得是典型的兢兢业业、传道授业解惑的文章,虽然有时很佩服，有时没有看懂。后来却总觉得有些不对。这固然是因为作者出于各种理由，见解有点儿囿于视野，有不对劲的地方。但这种种理由当中，其中一项不满足多少和情感有关---他太冷太枯涩了。他好象是从来不会笑的人。

无意中拿起手边这本《止庵序跋》又翻了翻，却忍不住将《向隅编》序又看了两遍，似有所动：从这篇里，很可感受到他的被抑制住的情感。他引用了《说苑》中刘向的话“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

向隅而泣的那人未必是个愤青，然而他的哭泣却有点儿象超现实主义的画面，时刻提醒了别人他的存在。

止庵以这篇文章，有意无意替自己的“冷漠”做了番辩解。真正令人揪然不乐的，是末尾他写到的自己的哥哥：

“哥哥至为聪慧，又较孤僻，二十三年前离家出走，杳无音信。我曾写过《我的哥哥》一篇（---哪里有？真该找来看看），略述其事。时至今日，我仍不明白他何以下此决心。但是那照片上他的神情，似乎提前透露一点消息，只是我们一向未能理解。他出走是在天亮之前，当时母亲和我都还睡着；假如有人醒了，极力加以挽留，他是否会断绝此念，我也不敢肯定。哥哥是对人世加以拒绝的人，就象刘向所写的那位一样；至于为何非要拒绝不可，我想这是尚且恋恋不舍的我们所难以真正理解的。”

痛苦能够遗传，孤僻也可以被拿来复制。说得难听一些，“天时、地利、人和”有时也会促进一个人毅然决然的出世或者愤世，但这究竟是为什么？出走的哥哥就象那个向隅的人一样令他无法释然，读到这里，几乎也要哭出来了。

危舟是那种聪明但不显山露水的男生，一看就很书生气，虽然他的文章不是我有兴趣的那一路。我在他博上看到人家讨论布鲁姆，就兴冲冲跑去看了。看完了气闷，因为讨论变成了吵架。

迄今为止看过的评论，都在外围介绍，分析。没有一个人提到他那种特别的敏感度——搞诗歌研究可是他的专长。他会挑出《劝导》来谈Jane Austen恐怕不奇怪，有些分析可能只有他才说得出来。比如“安妮.埃里奥特不是奥斯汀笔下惟一善解人意的人物。她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对他人及自我的感知准确到了几近不可思议的程度”，又如“他曾经抨击她墨守成规，不让她的女主人公们摆脱社会成规而获得真正的心灵自由。然而这是对简.奥斯汀的误解，她懂得成规的作用在于解放意志，尽管成规可能会扼杀个性，但没有它，意志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句话不太好懂，我琢磨大意就是以表面的循规蹈矩来获得内心的自由)，“记忆与想像结为了同盟，共同对抗意志”。我怀疑谈她的其他书他是否能这么出色。因为这本书是JA难得一吐心声的作品，可以尽供浪漫的解读了。

谈Woolf似乎有些避重就轻，因为《奥兰多》有点象她的小玩意。谈狄金森则有膜拜的心理，一再强调自己没看懂。

他肯定是有点偏执的，而且有时太严肃，把读书变成了道德负担过重的东西，对我这种讲究趣味性的读者来说就有点吓人。但《西方正典》还是值得一读。纳博科夫那个，就太土啦。

***友情篇***
夏志清在本期《万象》上谈张爱玲的《同学少年都不贱》，说“不论其艺术成就之高低，把《同学少年都不贱》当成作者中学时代的生活实录来看，该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深以为是。找书出来重读了一遍，我更觉得这篇小说的自传意味之强（曾被家中关禁闭逼婚，与姨妈同住，因和高丽浪人相爱而被流言污为交际花都与作者经历相似），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

《同学》是对往事的回忆和一种不带夹缠的审视，是张爱玲对她与她那一代、同一阶层女人的感情生活的一个见证。可以拿来与之做比较的旧作只有《相见欢》——荀太太对应恩娟，伍太太对应赵珏。其实《同学少年都不贱》几乎就是改版《相见欢》，只除了后者的自传性因素。张自己说过伍太太确有其人，而赵珏却极象是她自己的化身，不过这更证明了那一代中产出身的女人许多都是这样，张也没有出乎其外。

张爱玲书里的女人一生念叨的是男人，她自己更关注的还是女人的命运。她的早年恨事已是有天才的女孩结了婚。到了晚年，远离了出名要趁早的辰光，她才把天才问题放到一边，认真打量起自己/同时代女人的感情生活来。《同学》延续了《相间欢》中的主题，以更平淡也更大胆的笔触，书写女人对婚姻的态度和对同性的微妙情愫。其中涉及到上一代女人中一个看来比较普遍的现象：女性之间的暧昧关系。《相间欢》中伍太太对荀太太那种浪漫的恋慕还较为含蓄，《同学》则毫不讳言主人公学校里“同性恋的风气”之盛。

《同学》中讨论的同性感情，严格来说不能算同性恋。女人之间的感情向来微妙复杂，是与不是都不太容易澄清。翻版张爱玲——赵珏狂热地喜欢过一个旗人女生赫素容。她的好友恩娟则对芷琪一片痴心，许多年过去也没忘情。夏志清说赵珏的单恋应该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一段改写，可是多年后回望这段感情经历，张的态度简单明了：“与男子恋爱过了才冲洗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不留”。过去那段精神恋爱里头有没有过性幻想？至少对身体这个躯壳作者丝毫不曾忽视，以至夏文说“唯一让我感到惊奇的，乃是她审视女性的前胸时，如此的严厉而不留情面”。其实何止前胸，她甚至嘲笑主人公“像她这样如果恋爱的话，只能是纯粹心灵的结合，倒这样重视形体？”

夏文中提到赵珏与赫素容的绝交，“显得人太厉害，太辣手”了。原因是赵珏一旦察觉到赫在利用自己，便将对方移送到交往对象的黑名单上，永不录用。这和赵珏与恩娟的断情颇有些异曲同工。恩娟对赵珏接连说了三次谎话，“赵珏觉得（恩娟‘心里也有数’），她们的友谊已尽，以后不会再见面了”。可惜夏说“这个断情的大题目，容我以后有机会再畅谈”。文章嘎然而止，读来叫人大呼不过瘾。我只好强作解人，发表一点自己的感想。

先是赵珏信中说家里有两居室，恩娟来时她解释她刚换到这个单间，恩娟半信半疑，不置可否。赵珏的反应是“又急又气”；然后赵珏说自己可以乘飞机去看望恩娟，恩娟依旧半当笑话听。此时她不再惊讶，只是一边转移话题，一边为自己的清白辩护。恩娟也不过是听听罢了。谈话至此，已是一步一个陷阱，友情不是玫瑰园，处处只见荆棘；最后赵珏听说恩娟的父亲文革惨死，劝慰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被对方怀疑她言不由衷。

“这是第三次不信她的话，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特别刺心”。

赵珏三次识破谎话，很难让人不感慨万分。她和恩娟年轻时因为因缘际会成为极好的朋友，可惜这种学生气的情感，随着两人各自的追求不同、经历迥异，差距之大可以以光年计算，早就注定了分裂的结局。只是这样的分手方式未免太叫人寒心。赵珏的冷静与对人的提防想必不是单只对恩娟施展。她向来独立而生活又颇颠簸，后来孤身一人，生活清苦，保护自己与防人的心必然更重。世态炎凉既是实情，也可以说是境由心生。至于恩娟，作为被打量的一方，她注定是不堪的。她较赵珏晚熟，早年就不太能了解朋友的心思，也不很看重感情，她的婚姻显然出自实用和功利。年轻时天真烂漫，她和赵珏还能有女学生式的友爱，发达之后她变得势利而更加看重实际，早已把学生时代的朋友抛在了脑后。她有一点象《傲慢与偏见》里女主角伊丽莎白的好朋友夏绿蒂小姐，把结婚当事业经营，丈夫是长期饭票。不过张爱玲对她的态度远不如简.奥斯汀对夏绿蒂宽容，她的脾性也没有夏绿蒂温和而善解人意，这既不是张爱玲天性刻薄，也不是境界问题，实在两个作者的经历和时代的差别都太大了，她们的信念与价值取向必然两样。何况奥斯汀的喜剧再活泼愉快，也得有伊丽莎白嫁给一个富有的贵族丈夫做衬底。

从他人的回忆文章来看，张爱玲不但教养极好，为人也有柔和轻快的一面。早熟之人永葆童心，看上去矛盾，却似乎又极普遍。她保持着一种后青春期的状态和风度。对一般人她都是客气而有距离。但我相信她也不只有孤僻的一面，也还未曾遗传父亲的阴沉与母亲的急噪。她骨子里大概是，强悍而又柔和的。

恩娟对赵珏接二连三的谎话，是书中相当紧要，不容错过的一幕。不看这一段重逢，我们还难以更深刻地体会到张爱玲识人认人的本事——她小说里对人性不留情面的剖析向来尖锐，然而《同学》因为有自传嫌疑，读来更有惊耸的效果。我读赵珏在不动声色中识人的细致与锐利，仿佛目睹张本人那种骇人的洞察力与敏锐程度，既佩服又心惊。赵珏在昔日好友面前和气友善，在这种处处小心的林黛玉式作风之余，她更不忘观察对方的举止言行，判断其后隐藏的心思。在她的其他小说中，她从不过高估计人性，但也很少看低他人。但这是张对待“大众”的态度，这方面她比较容易做到一视同仁，清明智慧。《同学》因为谈及对朋友的感情，私底下的态度要严苛与“辣手”得多。

赵珏对恩娟的判断与伍太太对荀太太的看法相似：一辈子没有恋爱过。所以恩娟学生时期对同性的单恋维持了一生。这里有两人价值观念中最大的分歧。本来，我们从一个人对待婚姻的态度上最能看出她在感情方面的价值取向。这方面赵珏与张爱玲一样，显示了她颇真性情与可爱的一面。也有更多人出于主观或客观原因，选择了相反的道路。张爱玲当然不是想从道德上判断这种取舍的高下，但是这另一种人感情上的出口，也就相当有限了——有机会做红玫瑰的女人毕竟不多。那一代女人从婚姻那里得不到爱情，行为上又受社会舆论所限，不大可能出轨，竟将学生时期对同性那种有点罗曼蒂克的好感维持了一生。《相间欢》里伍太太对荀太太是“说着眼圈一红”。而恩娟对芷琪的不能忘情，是“说着几乎泪下”，令赵珏感到莫大的震动。

从《同学》里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为人处世的部分作风。过去看过太多文学青年与张的会面记录，有些憨直朴拙，有些温柔可爱，更多的是雾里看花，越看越扑朔迷离。实则这种看张法，很容易令张迷们走进死胡同，真当张爱玲是广寒宫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张爱玲孤绝是真，说她已毫无感情牵连，倒也未必全对。看多了这一类亦师亦友，同时又不咸不淡的交往，我更感兴趣的就是《同学少年都不贱》的原型，这类人与张交情如何？她们眼中的张（从青年到老年）又是何等样面目？无论如何烟火气必然更足些。夏志清建议传记作者去华府寻人，不过很可能其人早已不在人世。

朱天文很久以来专著“巫言”，这她的忠实读者想必多少有所体会。为什么如此？因为她能看透世故人心。是的她有颗七窍玲珑心，足不出户而对天下事敏感，也能看透他人。这个他人，并不专指她书中的某一类人，而是所有人物。我一度愚蠢的以为《带我走吧，月光》里有她自己的影子，看到后来才恍悟没有这么简单。与写荒人一样，她的故事能引起人强烈的代入感。但她对自闭的人尤其敏锐，这倒是我新近发现的一点。事实上，非那样看似荒谬却越来越具备某种典型性的人物，不能令她那般用力的下笔吧！

从小说中更能看出朱关注的视点。她的散文到处透露着些小儿女的情怀，远不如小说时而锋利时而绵和。她早期的小说中更多的是对普通人家普通人物的关照，其中有悲悯，也不乏清明、达观的态度。她的人物无所谓好坏对错，和古典小说一样，也不做任何道德批判，她对于他们全都体谅，全都爱。这种态度持续在她的写作当中，如果她不是如此透明，不可能写出那些“对感觉的感觉”，和对于人世的“无奈”。后来她的笔锋渐渐强悍、颓靡，关注的焦点也变成了新时代的型男素女。从这个时候起，她开始越来越急速地修炼她的文字炼金术，也越来越风格化。她对时代有超强的敏感度，并以预言式的写作，将时代抛到了后头。张爱玲游走在深渊的边缘，她则随她笔下的人物沉沦到底。这时她的小说里是一片情天幻海，其中有不知魇饱的情欲迷宫，与不能放手的执着问题。青春如同梦幻泡影，死亡的阴影如利剑一般悬挂在头顶。唯有方块字，如同后现代符码一般在空中漂浮，自由组合，上下流动，安抚不知该往何处去的游魂，令人目眩神迷，目瞪口呆。现实再怎么酷烈，她还以人物那各类稀奇古怪的物恋与“我执”眷眷于人世间，因为不忍，因为眼看着人间如索多马城，也还没能真的太上忘情。

朱天文见过三毛，事后也写过文章。很奇怪的，我忽然想起，她对三毛这样的女人一定也有足够深刻的了解。我们都感觉到三毛对自我的那个逃避态度，她追求什么呢？她追求能令她忘记伤痛之人之地。那人死掉了，她的依托也就没了。她只能靠强化悲痛和放大自恋来安抚自己。当然她还说过自己活够了。这话也没错。这些都是心理分析式的说法。但人们在心痛之余总有这些那些疑问。看完《带我走吧，月光》我有那么一刻想起了三毛。也许确切的说，是想到了我们都逃不过一个死亡。原来个人的问题，最终都纠结在我们全都无法抗拒的，人与时间的挣扎（这不也正是王家卫在《2046》里探讨过的话题？虽然气氛不同），生命的挣扎。那个无奈的、提前老去的声音一直在意识中提醒自己，提醒我们，那回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剩下的时光，挣扎与逃逸。人与自然的角力。几年过去，我比从前更能理解朱天文在《荒人手记》的末尾感言：“写长篇，仅仅是为了自我证明活到现今这个世界并非一场虚妄，否则，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存或下去的理由和勇气。”对于写作的态度（其实是延伸到对于人世，对芸芸众生的态度），她已经既不象张也不象胡，她更象那个靠“在亲戚之间传阅”的手抄本而名闻于世的“曹氏”。

几年了，张爱玲那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我反复读了好多遍，今天又看了一遍。我想我暂时应该放下了吧，这种蜗牛一样的爬行速度。

张那个时代人中，有水准的票友很多，新、老派文人里戏迷也占相当的比重。谈戏论戏，最好的性情文章自然是黄裳的《旧戏新谈》。但我近年渐渐有些淡了。黄文笔老辣，长处在他的历史感，他有时还会有意识的拿舞台上的故事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虽然效果不一定很好。才子文章，后辈学是学不来的，同时也感到一些不满足。当代的专家，我只知道吴小如、胡忌（去世了），一个主要谈京剧，另外一个是昆曲。然后还有赵景深。其它也还有几本书值得一读。齐如山的回忆录看过一点，印象深刻的倒是当时的环境气氛，因为现在已无法寻得了。

倒是对鲁迅的《略论梅兰芳及其他》记忆尤新。人人都知道鲁迅毒辣，不过我有时想，象鲁迅这样毒辣的人，中国是太少了吧。层层的衣服包裹着，锥子也要从四面八方扎过来，总要叫人疼，叫人出血的。但总比一直以为“天下太平”好。具体到《略论》，平心而论，鲁迅两次骂梅兰芳，梅其实有些无辜，谁叫他是国剧的风头人物，而且又是男旦？京剧所属的传统习俗，本来就一向被鲁迅不待见，不遗余力地往死里讽刺的。骂得过火、或出格一些也并非不能理解。但《略论》本身却极好。梅兰芳那些“文人化”的创新戏后来一出一出都如昙花一现，也都验证了鲁迅的说法。不过鲁迅从来都不喜欢什么国粹，我也没看过多少他这方面的文章。对我而言，《洋人看京戏》始终是相当重要的。这文章的实际意思，是从京戏看中国人。

几年来我将这文章读了又读，实在也不光是看张谈京戏，而是看她对中国人的透视。她和鲁迅一样，虽然都不是戏曲专家，但反而能出乎其外，以更透彻冷静的眼光看待京剧。不过鲁迅可能厌恶之心多一些，张却不然。她不是沉迷，但也不止是审视——她是，理解或嘲讽中都夹带着些亲切感。渐渐的，我从她对京戏那看似不动声色的言论中咂摸出一丝同情，一种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多少带点心理纵容的喜爱之情。她是从这个文化中“脱化”出来的，对于这个业已衰微的文明，她还带着极深切的眷恋。看看张最爱的是什么书就可明白这一点了。这是鲁迅和她最不同之处，鲁迅的眼睛是向着前边，向外看的。这当然是鲁迅了不起的地方。

我不认为自己把《洋人看京戏》摸透了，但分散成片段逐句来看，我渐渐能够领会张的一些想法。有时也会反问自己，我是以什么心情在看戏呢？上次看戏见到李伟，大家正在吃冰淇淋喝饮料，他忽然把身体一摆，正色道“我为什么不太喜欢戏曲blabla~”，我吃了一惊，同时非常感动于他的严肃认真，而他的那些话，我也全都觉得没有错。认识一个程度极深的昆虫，对其他人的言论常表不屑，极推崇昆曲而非昆剧的，偶尔也会很迷惘地说：喜欢昆曲这么长时间，也很难说清它到底是个什么...。确实很难说清，何况什么东西一入迷就很容易出不来。不过显然的，它是靡靡之音。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但还是不可救药的喜欢。可听到李伟说什么美的东西我们总是要警惕的这种话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是真理。

我很喜欢陆萼庭的《昆剧演出史稿》（当代专著里，估计是胡忌之外最不错的），虽然只是粗略翻了一下。两次从头读起都被其中一段话吸引：“举唐诗说...举宋画说...你看，宋金南戏、元杂剧的实际演出的精采场面不是已经无法想象了吗？幸而在昆剧的排场上，还约略可以探索一丝光采的旧痕。——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呢？这是玩骨董的心情。”80年的书，作者要与时俱进一把，很可以理解。大概他真是怀着批判的态度这么写的。不过我可不就是“玩骨董”的心情吗？两次我都觉得被他说中了，但我真的就是他批判的那种“把戏剧艺术与人民生活分割开来”的人吗？其实还不够格呢。那说的是曲家，可是我对于曲家的演绎，态度又是矛盾的。

从来就没指望过戏曲能有未来。相反的，每一次去看戏，昆曲或京剧，我都告诉自己：再看下去还有多大意义？想过瘾，回家看碟不就行了？听听老唱片，耳根子也清净些。新编戏是对观众精神肉体的双重摧残，赣剧《牡丹亭》则把我刺激了个半死，提前退场了事。昆曲在昆大班之后是要亡了，我总是这么想，一百个白先勇也拉不回这颓势。我们下一代能看到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演员...。我们的老一辈想来也早就哀叹过“一代不如一代”了。但至少张继青的成就是公认的，甚至有时超越了师傅的。可怜一个张继青，毕竟撑不起那么大的舞台——其实她都不登台了，汪世瑜也是，我这辈子怕也看不到了。蔡瑶铣刚刚去世（好可惜），北昆很少听到什么响动，苏昆差劲不提了，江苏省昆感觉是最健康，上昆还算在苦撑的。但普遍的，新一代没什么人了。孔爱萍的杜丽娘跟蚊子哼哼似的，石小梅（其实她也是老人了）动不动就亢奋，张军心不在演戏上，白牡丹色相绝佳，其他莫谈。

昆曲是没指望了，解放初要抢救，算是回光返照了一阵子。虽说没有文革它毁得没那么快，但无论如何也还是惨。京剧也就是好一点，亡得还没那么快。文革后的戏曲界，看来看去又多了股妖风作怪（用李伟的话说，应该就是“延安模式”又抬头了）。既然保鲜教育可以以歌剧音乐会的形式在音乐频道大放异彩，咱们又怎么阻挡得了一帮不懂戏的“文化人”妖魔化戏曲舞台呢？听说京剧节完全是鼓吹新戏，《班昭》也终于顺利入选精品工程。剧团的老人们要说也是不容易，但我还是庆幸岳美缇没有晚节不保，去演出这种莫名其妙的烂戏。

不过又如何呢？茅威涛和石小梅还是很有观众缘的，演员比戏重要，洒狗血、出风头才能吃得开，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审美观。本来是想说看张看京戏的，牢骚却越来越多了。其实关于《洋人看京戏》我还有个感想：张是她那个时代的“临水照花人”，我们这一代呢？

前次在上博看丧乱贴，剩余的时间回一楼走马观花了一个所谓“故宫珍宝展”，看完念念不忘。原因不在展品的稀罕，那些钟表之类的西洋玩意儿实在太刺眼（或者说，富丽堂皇？），印象最深的是清朝皇室的服装，配合着金铜佛像（大概是藏传佛教）之类的展品，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特别感觉到“蛮夷”那种怪力乱神的创作力。

关于服装的话题，其实我真没什么资格谈论。以前张小虹说张爱玲那句「如果女人能作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时，特意解释说张奶奶的意思是“因为女人是多么喜欢衣服啊，丈夫哪里比得上衣服呢”！在这方面，我一直非常羞惭自己没有尽到女人的本分。人将时间花在什么地方是看得出来的，这话似乎是师太说的，我也颇以为然。所以在穿衣上，我总是不能做到特别靠谱——说起来我是有点喜欢苏打的穿衣风格，弄美术的人这方面先天触觉较我们灵敏，上回Ｈ说她有点波西米亚风，其实波西米亚野的多，远不是这么闲适啦。

这又扯远了。我最大的感想，其实不在别的，而是满人和早前汉人服饰的分别。

这次展览留下的后遗症，是我回家后找出那本沈从文与其助手合著的《中国服饰史》读了一遍。春秋战国时代丝麻面料的纺织已经很发达，书中有一幅“凤鸟文绣衣”的图画（想来不是照片），看上去就相当精美。看这类书一定要有图片，但即使是现场见到那些马甲长袍，我还是瞧得晕晕糊糊，总希望看看真人试穿的程序和效果。那套《故宫》的纪录片里边介绍了建筑、书画、文物，但有服装的章节吗？
凤鸟文绣衣:

满汉服饰的差别，我说不清，也没必要做临时抱佛脚的无趣讲解。但民国后旗袍一统女性服装市场的天下，以至现在我们想到复古装就只有旗袍，这总让我觉得很遗憾。旗人入关后厉行辫发，发生种种所谓“留头不留发”的惨案，但女装就还可保留明代款式。看《服饰史》中的雍正皇妃，和小人书中王熙凤的衣着似乎没什么分别（这个例子是不是也不大靠谱？呵呵）。
雍正皇妃：

清代长袄，类似这种长袄，实际上，和苗族或者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袍褂不是不像的：

《更衣记》里说“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因为“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并且“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但即便是后期较为性感的旗袍，相较于汉女的服装而言，也不能引起我特别的好感。旗袍这玩意儿，我总感到太硬、太束缚身体了。不如古人的曲裾那么飘逸潇洒，感觉也更舒服。当然现代人穿衣最舒适方便了，不过同时也就“廉价”得多。

阮玲玉的《神女》，家中没多少摆设，几套晚间出门用的旗袍挂在墙上，比她日常的单色布旗袍更讲究些。电影开始没多久，她在哄孩子，旗袍的领子敞着，直到临要出门才将它扣起来。可以想见这种领子有多么不舒服（问题是穿旗袍敞领实在很不成样子）。而这，也正是旗袍和汉服（我们是交领、圆领，还有胡服的翻领，但感觉上都相当于无领）一个很大的区别。
《神女》，左为黎铿，黎明伟的儿子：

《更衣记》里说元宝领是时代风潮的变态产物，最现成的例子，也是我最反感的，就在《花样年华》里。那种硬刮刮的圆柱体怪物，非要把颈项撑出一种姿势来，虽然没有（欧洲贵妇的）束腰和裹脚要命，也强不到哪里去了。
花样年华：

《花样年华》里的那些旗袍，不是说它们不够美伦美焕，相反，跟张曼玉的表演一样，它们是过犹不及。当然它是配合剧情的。但那些旗袍本身不能引起我进一步的亲切感和好感。相对而言，大烂片《庭院里的女人》中罗燕一身月白旗袍之素雅，和反响不错的电视剧版《长恨歌》中张可颐的某款宝蓝色？（电视剧色彩偏淡，这部好像也是，有点近于黑白的效果了，我分不清它的本色，不过应该也是张叔平的手笔吧？）旗袍那份不动声色的雍容，感觉都比《花样年华》里的旗袍要更入眼。

无意中发现，《十面埋伏》里唐朝的章子怡居然也是元宝领，盘花扣：

至于那种“根本不可恕”的圆筒式高领，也总还是让我想起《花样年华》。其实恐怕更像《大红灯笼》还是《画魂》里的巩俐：

30年代的旗袍，领子上的装腔作势（上海话叫“作”zuo1）和衣服本身的线条美看似不协调，却终于起到了某种特别的挑逗效果。

小津电影里的人物比较时尚，常常穿着西服。但女装效果未必好。（《晚春》里？要查一下）原节子的套装，那宽大的垫肩太显眼也太生硬了，东方女性实在不合适。如果不是白衬衫（huohuo，这个是师太一成不变的爱，遭到过迈克大人的凶猛批判）配及膝裙，那么女人还是穿回和服吧，看起来会顺眼得多。男人们回到家中往往会换上和服，拿根带子束起袍子就行了。女人自然没有这么便当。这些在非正式场合穿的家居和服，显然，比旗袍要更像汉人宽衣博带的服饰风格。

不过看珍宝展中皇帝的夹龙袍蟒袍等等，裙底的图样和花纹，倒和舞台上的戏服上是一样的。这是官服。想来是舞台借鉴了生活。问题是通常舞台上的戏服根本不是任何一代的服装，我们没法老从它上去找古人穿衣的感觉。其实，就连这些戏服本身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现在昆剧演员的服装和京剧的高度一致，从前就并非如此，明清时期的昆曲戏服要素净的多。就算京剧的戏服，从老照片上看，也跟现在有很大的分别呢。
蟒袍：

戏台上的蟒袍：

接连读完木心的几部作品，你会发现木心是中文写作的一个异数。这话陈丹青说过，但我们还可从文学以外的角度去理解：你很难想象这个一九二七年出生的浙江富商之子直到八二年才去国远行，旅居纽约。更难想象他和万千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历经过文革，入狱、劳改、软禁。所有这些“事迹”在他那些惟艺术为空气和养料，未曾沾染些许烟火气的文字中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留下的只有些世家子弟不着边际的旧梦，和许多凭空而起的艺术泛谈。这是很可奇怪的。

《琼美卡随想录》中在积水的地牢里做鞋（《尖鞋》）想是真事，给人印象深刻的却是看似无关痛痒的那一句“我和世界潮流也有着至为难得的冥契”。《很好》也谈到那段中年经历，“被幽囚在积水的地窖中…不停地作曲”，结论是“我这一辈子，岂非都在逃避，反之，灾祸又何其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而写作是“回避现实，一味梦想”的地方。这样的态度很难说是一种净化或进化，只是种选择罢了。

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叫人惆怅——这么说太文艺腔，但木心在最好的时候即是如此，能使人无言以对。但他又极可厌，动辄开讲上下五千年，一付天地之大舍我其谁的派头。《哥伦比亚的倒影》是这样，《随想录》更是整本书都充斥着木心式的格言警句，跳跃得厉害，容易令人不知所云而起反感。《墓园》不一定更好，但因为是叙事文，读者较易亲近。文体美未必人人都能领会，大大小小的故事却比《随想录》之发宏论更易暴露作者的性情。所以《随想录》或《哥伦比亚的倒影》虽然似乎不够尊重读者而显得有些可厌，但在《温莎》 中，这些就变得比较可以解释：木心的书，更多在为自己而写，不屑做交代。有时这确实有不尊重读者的嫌疑，有时则反而显得读者混沌，无法领会他的妙意，但这就更“可恨”了。

木心好空谈，空谈是容易令人厌倦而不知所云的，而他又过于脱略，不屑在言语上亲近读者，结果很可能造成两极分化：领会其好处的过分推崇，急噪些的则要骂他徒有其名，欺世而已。《墓园》中写学友席德进的那篇《此岸的克里斯朵夫》，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作者。他说席“没有找到认为值得为之慷慨的人，你便自重自卫，有时自重自卫得过了分”。而他自己的愿望，是成为一个旁观者。不过他把距离感贯彻过了头，何尝不是自卫的心太重。

木心给人的印象，首先并不是自恋或欺世，而在他城府极深而较为阴沉。这也许是历经乱世的结果。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木心不是张爱玲，他们的发展沿截然不同的两条线索，如果说有什么类似之处，大概是沐浴着欧风美雨成长起来的同样“一份金粉金沙的个人主义”。木心又说席是“无情可殉，故殉了别的”，拿这话来说木心自己，恐怕也是“无情可殉，故殉了艺术”。

《温莎》里有许多体积轻盈而冷峭的小文章，人和事都像擦着人生的边而过，短暂如闪电倏忽掠过天空，不留下太多痕迹。同名小说《温莎墓园日记》是篇奇文，全篇一气呵成，文思缜密，近乎有些压迫感。由生丁引起的形而上思考近乎谈禅，却成就了一次与陌生人庄重的契约，含蓄中别有深意。《完美的女友》则有种微妙的意趣，令人如坐春风。不过这种愉快的感觉往往并不切实，和书里其它那些奇情惨事一样，更多出于旖旎的空想、玄想，处处张显自我，而又绝少“剧情交代”，封闭性太强。《倒影》如此，《温莎》依旧如此，其中的世界由作者生造出来，重在难于捉摸的意境，其它地方难免有欠缺——你也可说作者有意如此。有辩识的人名之为意识流的余风，他本人则称这是“以印象表呈主见”。

意识流或印象派未必都小气，但我未免觉得木心有点小气。生命力通统受限在那些玄想空想妙想中，渐近于阴冷虚无。《此岸》又不同，除掉写实了一份惨淡的友情，另有耐人寻味处。他写席德进，隐隐约约的，也在写他自己，艺术的我和本我。同时回顾了他那一代人的艺术史：“对人生的无知，形成对艺术理想的偏执”，“时代的背景已是暴风骤雨不容旁观…一脚踩在中国近代史最拗搅的章节上”，“将艺术的人物倾在生活中，而把现实所遇到者纳入艺术里。我们的青春年华是这样结结巴巴耗完的”。总结里有痛悔，也有极深沉的尴尬与无奈。席德进克里斯朵夫式的孤苦、惶惑，背后有一代人栖栖惶惶的心情。当年的时代骄子如“夕阳中的蜉蝣”（木心语）乱舞，迟早要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木心自诩为槛内人。

在可值得期许可以平等对话的人面前，木心是敏锐而明澈事理的。不过就在《此岸》这样“披心沥胆”的文字里他也不愿放低身段，还要以理性自重。这也是一种我执。曲曲折折的表达，有限的说事。大概他以为可奉献给读者的不过这些，不能意会的怕永远也不懂。这种情形在《随想录》中更变本加厉，因为摆明了是随想，可以肆无忌惮地写意，自顾自的挥洒才子那些灵光乍现式的感悟。《棉被》以一床厚棉被来譬喻俄罗斯文学给人的感觉，最后说“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似乎全部是冬天，全部雪，全部夜，全部马车驿站…，全部在文学之中，靠自己的体温去熨暖它”，妙不可言。阅读木心需要耐性，拂却字面的轻狂领会底下的机锋。有些地方我没看明白，有些不过如此，还有些看懂了，就有怅然若失的感觉。而作者强调的正是感觉，那些近乎浮光掠影的“印象”，在在证明着“‘知性’与‘存在’之间的‘明视距离’”（见《随想录》之《风言》篇），证明着表达的困难或不可能，却在一瞬间接近了“可能”。

将木心的文字放在新中国文学史中来考量，也许是尴尬不过的事。抛开成就大小不说，这种以意识和感觉取胜的风格，很容易让人想起柯灵谈张爱玲的那句名言“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张是“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木心连这机会都没有。但随着木心文集的出版，最近他又有被国内一些达人推上神坛的迹象，真是奇哉妙哉。

聪明人每见不得蠢笨的人或事，凭他怎么炫技，在领会不了的人面前也是锦衣夜行。但我总觉得真正的遗憾是才子未能遇上盛世，未曾沐浴过好春光，一辈子就这么置身事外的漂浮过去了。木心式的无奈十分微妙，但却在文字中流露出蛛丝马迹，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感喟。

最近翻传记，把《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一晚上读完了。感想是：活成这样也挺不容易的！整个人像一滴油，一直浮在水面上。号称天生是知性女人，从容不迫地把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絮叨了一遍。什么都分析的有理有据，自己今天为什么会长成这样，有弗洛伊德的理论。至于未来的路，有气功和释道儒什么的作她的支柱（也许还有上帝？）。

对了，切莫忘记她曾经受嬉皮风的熏陶，在纽约生活过一段时间。她是就差没开天眼了。Btw，不知道为啥，有那么一类自保守环境出来，少女时代出国的人回来后都很有点苏丝黄。典型的扮相是中分长发，化浓妆，水蛇腰露背装。

书的前面有她80年代的写真照，大概是清末民初的圆领上装，侧着脸，丝丝缕缕的碎发垂下来遮住了眼睛，只看到一抹红唇——那种被禁锢的性感，让我特别想起邱刚健的电影。这样的女人，的确是很容易诱发男人猛虎扑食的。

当然该小姐如今早已面貌全非，不止因为老了，而且勤于修炼和讲道。一个人把时间花在什么地方还是看得到的。整本书虽然讲了不少八卦，但始终不像在披露自我，而通统感觉是在讲道说教。我真是佩服她。

最近在读坊间有些好评的《江户日本》，作者茂吕美耶。感觉是：如果KIDY花些精力专攻一个主题，也能写出这样的书。大家喜欢把她和新井一二三放在一起，原因无非是她们都以日本人（但她是中日混血啦）的身份用中文写作。不过老实说，她比新井差多了！分别在那里？差的是那点眼力见儿。她的文字絮叨，胜在通俗流畅，容易为一般读者领会。新井则简洁、大气，有细节的铺陈，有个人体的体悟，还有文化上的关照，这才是既写给一般读者看而又耐读的文章。《我这一代东京人》好看就不说了，万象这期写金子美玲也都不错。

其实新井的文章内容和茂吕美耶的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比性。茂吕美耶是介绍日本历史的点滴和来龙去脉，你说它是通俗读物，它还是别有用心的。问题是，它也仅仅是可读而已。这类读物重的是风俗考据，需要翻好多资料，然后把它们集结起来，但如何把它们交代给读者却是体现作者修养的一个大问题。茂吕美耶自然下了一番功夫，但也仅仅是交代资料，既看不出个人的学识（哈，我这么说一定有人认为我苛刻），没什么历史感，也缺少点日本式的情味。

我可以举出反例来：《中华名物考》。或者再扯远一点，前段时间在翻的《卢前笔记杂钞》。人家就能平淡而有味。丢我石头吧，骂我拿名人之作去压小主妇吧。但小S的书我也看呀，就没有这么多微词。既然她谈的是风俗史（可以鸡零狗碎，但不能只是变相抄书），我总是要挑剔一番的。另外，我最受不了的是书中那些画蛇添足的地方，比如初恋篇，开头说：

结尾是：

类似的开篇结尾可不止一处，还有譬如

够工整呢！弄的跟心灵鸡汤一样cheap，不可恕。

附我前一阵写的读卢前记，可以看看分别：

最近在读木心和卢前（两人的书都出集了）。卢前据说是南京的曲学才子。喜欢昆曲的人可以读他。他的笔记大概有点像前朝人的笔记小说，以短小的文字写名物考也写见闻逸事，其中有很多旧式文人的风雅癖好。我说不出好在哪里，就是有味，能细碎而不唠叨。卢前是有些保守的，从他文辞立意上的古与旧便能看出来。甚至他对时局大势似乎都不够敏感，一心生活在前朝前代的旧梦里，一味的钻故纸堆。这种文字是没有火气的，中国文化趣味性的一面是太发达了...。另外，卢前应该是婚姻美满家庭生活幸福的那一类人，所以在自己的天地里更自得。张充和在序的末尾强调做才子的妻子很不容易，恐怕是女人才说得出的体己话。卢前在文革前就去世，很幸运了。

卢前笔记杂钞里有很多好玩的小故事，这里只说小放牛。小放牛应是极受观众欢迎的一出戏，天真烂漫，村野味十足。我看过一篇漫谈小放牛就讲得很好，跟黄裳在旧戏新谈里谈小放牛的意见相近。黄说艾世菊和毛世来演此戏只是具体而微而已，我们连这微也看不到。卢前谈小放牛又别有新意，值得推荐，摘抄如下：

新星八月出的《连城诀》里，作者何树青（新周刊记者）的内心城市榜单居然是：香港重庆南昌，读到第三个名字我大跌眼镜，赶紧翻书找理由，没有，只是卖关子的要读者交代自己的名单。

我只记得我看到某BBS上这样评价中国的城市：

关于南昌，这个作者还提供过一段猛料。其实这个故事我回家时听说过，确实很神奇，值得分享一下！

《这就是纽约》我还没怎么来得及看。但《猪之死》(这是其他人翻译的版本，不是贾耀丰的)我倒是又读了一遍。我相信，应该不止我一个人会有这样一个疑问，那就是怀特既然如此热爱他的猪，他该如何处置他养猪专业户的身份呢？这个看似简单的疑问，当然还可以延伸到《夏洛的网》上，虽然那只是篇童话。

其实，那是因为“我从没料想过在一头猪从饲养屠宰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不测之事”，因为“一旦给猪灌了肠，就再无退路，没有可能重新扮演生活中的某个常规角色。猪的命运和我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就象橡皮管与脐带纠缠在一起。”而不是“自古以来一直是这样”的正常死亡方式——遭遇屠宰，被制作成火腿。

不合常理的病情才促使怀特将自己的命运和猪联系在一起，猪的死让他感到锥心泣血般的痛苦。这痛苦城市里的人也许很难想象。我们也许喜欢一条狗、一只猫，但一头迟早要被我们吃掉的猪？只有社区的左邻右社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头猪的早夭引起了集体性的悲伤。

这头非正常死亡的猪促使怀特思考一切生灵的处境，更进一步的，是思考一头猪必被屠宰的“自然法则”。很可能是因为这头猪的死亡和许多其它的原因，促成了《夏洛的网》的诞生。在那里，怀特所考虑的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超越常规，超越自然法则？结果，是一只蜘蛛，一只外表有点丑陋的蜘蛛以它的智慧和它不起眼的“普通人”（同时又是母亲）身份帮助了猪，让它逃过命运大手的蹂躏。这是一种信仰，而并非仅仅是美好的愿望、善良的欺骗。

怀特相信夏洛，我相信怀特。

《人间深河》读来读去，最用力最刻骨的那部分诗歌评论里，所谈论的无非是死亡和通向死亡的那条路。譬如刀头舔蜜和黑暗之光这样的字眼，离极乐世